我们那个菜市场，进门口有一台公秤，玻璃罩子里，边上贴着一张纸，写着上次校准的日期和盖章。
有一年我买了三斤排骨，回家一称只有二斤七。第二天我拿着去找摊主，他不认。我说去公秤上称一下。他跟我一起去，一称二斤七两。他没话说，补了钱。
这件事我后来跟人讲过好几次，因为它把"怎么才能不吵架"这件事讲得特别干净。
我跟摊主之间，本来是两个人的说法对着两个人的说法。我说少了，他说没少，谁也说服不了谁。公秤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证明我对，是提供了一个我们两个都事先认了的东西。
（分工说明：公秤这件事在本书里出现三次。第十七章用它判"标准是被立的"，第十八章用它判"秤没了会怎样"，本章只判一样东西——秤上那张校准日期的纸。）
而那张贴着校准日期的纸，更要紧：它说明这杆秤自己也是被校过的，而且有人负责、有日期、可以查。
这一章的主角，一辈子干的就是这件事——他想给"人怎么知道自己没搞错"这件事，立一杆公秤。 他在海岸测量局用摆测重力、量星等，量了三十年，跟误差过了一辈子。
而他最后欠下的那一件，恰恰是那张纸上的日期。
一个把"可错"讲得最透的人，为什么账还是结不了？
皮尔士是八位里技术上最完备的一位。第十八章讲尼采时，他的四格是"土壤厚、刀狠、落点轻"；而皮尔士四格几乎都有，连回写那根箭头他都画出来了。
可他的账有一个致命的性质：它要等到"追查到最后"才结。
这一章要问的就是：一个没有结账日期的账本，跟没有账本差多少？
错位之前。 皮尔士（1839—1914）出身极好。他的父亲是哈佛的数学教授，是当时美国科学界的中心人物之一。他从小在那个圈子里长大，父亲用相当严酷的方式训练他的心智。
二十出头，他进了美国海岸测量局（后称海岸与大地测量局），一干三十年。他的日常工作是测量：用摆测重力，测星等，处理误差。
这份工作对他的思想影响极大，本书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一个天天跟误差打交道的人，不会把"真值"当成一个能直接拿到手的东西。他看到的每一个数，都带着一个正负号后面的东西。
错位那一下。 1884 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职被终止。原因与他的私生活风波有关（离婚与再婚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道德非议）。
此后三十年，他再没有拿到任何教职。
错位之后。 他继续写，写了几万页手稿，生前绝大部分没有出版。他晚年住在宾夕法尼亚乡下，生活困顿，靠詹姆士张罗的接济过冬。
他后来在名字里加了 Santiago 这个中间名，一般认为是为了感谢那位一辈子替他奔走的朋友——Santiago 就是"圣詹姆士"。
这一节要记的一件事：他是八位里唯一一个完整地经历了"没有落点"的人。
他有极强的判据（下一节讲），有清楚的形式（他的文章写得比多数哲学家清楚），唯独没有管道：没有学生、没有讲席、没有学派、没有期刊位置。结果就是几万页手稿等了一百年。
按本书的预言一，这正是"三缺一则延迟一代人以上"的标准案例。
他动的是柱五和柱三，而且两根都动得干净。
撬柱五（一次定）：一切可错。
他主张：任何一个结论都可能是错的，包括这一条。 这不是怀疑论——他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是说我们的每一个知道都带着一个可修订的标签。
这个主张的力量在于它是从测量里长出来的，不是从怀疑里长出来的。 一个测量员知道：你报一个数，就得同时报它的不确定度；你永远可以再测一次，测得更准。"再测一次"这个动作，是可错论最日常的样子。
撬柱三（中立的眼睛）：没有内省，没有直接的确定性。
1868 年，他在两篇文章里正面处理了笛卡尔那套东西。他的结论，用大白话说是四条：我们没有一种能直接看清自己心里的能力；我们没有不靠符号的思想；我们说不出一个绝对不可认识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也没法靠意志装出怀疑来。
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大意是：别在哲学里假装怀疑你心里并不怀疑的事（《四种无能的若干后果》，1868，意译）。
这一记打在笛卡尔那个"把身子退出画面"的动作上（第四章）。他说：你退不出去。你从来就在一堆符号、一堆习惯、一群人中间。
他不是只会拆。他给出的东西，是八位里最多、也最像"工具"的。这一节给四件，每件配一句日常话。
第一件：定见的四种办法。
1877 年那篇文章里，他排了四种让一个见解定下来的办法：固执（我不听）、权威（上面定）、顺耳（听着在理就信）、拿出去碰（去量、去试、去被人复核）。
我用家常事说：家里该不该装空调。 我说不装就不装（固执）；爸拍板（权威）；谁讲得在理听谁的（顺耳）；买支温度计，在屋里放三天（拿出去碰）。
他的要点不是前三种没用——前三种都很有效，而且成本低。要点是：只有第四种留了一个口子，让一个不归你管的东西来纠正你。
第二件：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按它办事会碰上什么。
1878 年那篇文章里，他提出了那条后来被叫作实用主义准则的东西。大意是：要弄清一个说法的意思，就去看照它办事会遇到哪些可设想的后果。
家常话版本："这块布防水"是什么意思？就是泼上水它不会湿。除此之外，这句话没有别的意思。
这条准则首先是一把剪刀：如果两种说法不管怎么办事都碰不上任何差别，那它们其实是同一句话，甚至可能什么也没说。
第三件：三种推理，新东西只从第三种来。
演绎是从规矩推结果，结论稳，里面没有新东西；归纳是多试几回看比例，它能收紧一个已经提出来的说法，提不出新说法；第三种他叫外展：眼前这件事有点怪——什么东西在的话，它就不怪了？
家常话版本：早上出门，地是湿的。你心里立刻蹦出一句：夜里大概下过雨。 没人教你，你就这么猜了。
这一件是他对本书最重要的贡献。 前面十几章里，本书一直在说"在土壤上下一刀"，可一直没有说清楚那一刀是怎么被想出来的。皮尔士给了名字，也给了位置：整套探究里，唯一能往世界上添一个新说法的动作，就在这里。
第四件：记号有三头，不是两头。
老说法只有两头：一个词，配一个东西。他说不够，必须有第三头——它在接到它的那个人身上，变成了什么。
家常话版本：路口那盏红灯。 红灯是记号；"这里不许走"是它指的事；而你踩下刹车这个动作，是第三头。 更要紧的是：你踩下的那一脚，对后面那辆车来说又是一个新记号——他看见你的刹车灯亮了。
记号变成动作，动作又成了下一个记号，一路传下去。
这就是本书说的回写，而且是八位里画得最清楚的一次。 第二十五章讲怀特海时会看到另一个版本，但皮尔士这一版更早，也更贴近人的事情。
上面四件之外，他还有一件极大胆的主张，很少被人提起，而本书必须记，因为它是八位里唯一一次把发生学推到宇宙层面的尝试。
他主张：自然律不是天上刻好的，是宇宙长出来的习惯。
他的想法大意是：万物里本来有一点松、一点碰巧；正是这点松，让某些走法被重复、被加固，慢慢成了"规律"。所以律是有历史的，而且今天仍然带着一点松。
家常话版本：草地上那条路（第一章）。 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才有；成了路之后，后面的人自然顺着走——而且它还会改，修了车棚就得挪两米。
这个主张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接。 它太大胆，而且他给不出任何可测的东西。
本书对它的处理，要非常克制。
第一，我不打算用它来支持本书的主张。 它没有判据、没有量、无法被检验——按本书自己的标准，它跟第六章伊壁鸠鲁那条偏斜是同一类东西：一个说不清大小的松。
第二，但它说明了一件关于皮尔士本人的事：他是彻底的。 别人撬柱一撬到人的说法为止，他一直撬到自然律。
第三，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件：这个主张恰好暴露了他那个缺口的根子。
如果连自然律都要"长远看才定下来"，那这个体系里就没有任何东西是眼下可以结账的。他的无穷远结账日，不是一个疏忽，是他整套图景的必然结果。
这条线索对本书是一个提醒：一个人缺的那一格，往往不是他忘了，而是他那套图景不允许它存在。 这句话在卷六算总账时还要用。
把这两位放在一起看，能看出一件前面几章没说清的事。
他们在时间上几乎完全重叠（弗雷格 1848—1925，皮尔士 1839—1914），都把"不能靠个人的内心确定性"当成起点，都要求把东西放到公共处。
可他们说的"公共"不是一回事。
弗雷格的公共，是写在纸上的结构。 一条推理写成记号，任何人照着查，对错立判。这个公共是静的：它此刻就成立，不需要等待，也不需要任何人。
皮尔士的公共，是一群人追查下去的过程。 一个说法之所以算数，是因为长远看探究的共同体会挤到那儿。这个公共是动的：它需要时间，需要人，需要一代代做下去。
两者的长短正好互补。
弗雷格那个公共当下就能结账（这一步推得对不对，现在就知道），可它装不下"意思会变"这件事。
皮尔士那个公共装得下变化（一切可错、随时可修订），可它永远结不了账。
本书要的那个东西，恰好在两者之间：当下结得了账，而且允许以后重开。
这正是第十七章那些标准的样子：一个螺纹标准此刻是硬的（你必须照它做），同时它有修订程序（条件变了可以改）。
两位手上各有一半，而他们互相不认识对方那一半。
据现有的材料，弗雷格与皮尔士彼此几乎没有交集——同一个时代、同一个问题、两种互补的答案，隔着大西洋各做各的（两人是否读过对方的东西，我未核，一般认为影响极小）。
这件事本身就是命题一的一个注脚：管道不通的时候，互补的两半不会自己合上。
土壤：有，而且很实在。 他讲的土壤是做事的人和一群人的习惯：信念沉在手上（他说信念是行动的习惯），律沉在重复里（他甚至主张自然律本身也是宇宙长出来的习惯）。
分刀：最全。 三种推理齐备，而且他给外展正了名。
站住：有，但结在无穷远。 他说真理是"追查下去、长远看大家会认下的那个说法"。
回写：画出来了。 解释项那一套，就是回写。
四格里三格半是满的。这是八位里最完整的一份。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出在"站住"那一格的日期上。
他的缺口一句话：账要等到追查到最后才结，那眼下这一笔，谁签字？
我用第一章那个厨房的例子说这件事。
厨师说：长远看，这个配方更好。
老板问：那今天卖不卖？
没有期限、没有判据、没人拍板——这道菜永远上不了菜单，厨房也永远学不到东西。
皮尔士那套东西，在结构上正是这样。可错论说"这一条可能是错的"，长程收敛说"追查下去会挤到一处"，两条合起来，眼下这一笔就没有人必须签字。
这个缺口有三个后果。
后果一，在他自己身上。 这是最刺眼的一条：他一辈子讲"一群人追查下去会挤到一处"，而他自己是那个没人跟他一起查的人。
一个把共同体放在核心位置的哲学，出自一个被共同体排除在外的人之手。这不是讽刺，这是证据：他最看重的那件事（共同体的探究），恰恰是他手上唯一完全没有的东西。
后果二，在他的学说上。 "长远看会对"很容易滑成"眼下不用负责"。一个说法如果永远处在"还在探究中"的状态，它就既不会被采纳，也不会被否决。
后果三，在使用者那里。 一个组织如果只学了他的可错论，很容易变成：什么结论都加一句"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句话看起来谦虚，实际效果是让任何事情都不必被决定。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1963 等）。 敲在分刀那一格：靠归纳慢慢收敛不成，科学靠的是每一次都能被判死的判据。
用本书的话说：他要的是可交付的判点——这一刀，什么条件下算它走空。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1979）。 敲在站住那一格："最终意见"仍是形而上学的尾巴；不如干脆别再谈那个终点，只谈对话能不能接着谈下去。
这一记很硬，因为它来自实用主义内部。 罗蒂的意思是：你把落点推到无穷远，等于没有落点，那不如老实承认没有。
本书跟罗蒂在诊断上一致，在处方上不一致。本书不主张取消落点，本书主张把它挪近——从"时间尽头"挪到"这一期、这个日子、这本册子"。
阿佩尔与哈贝马斯（1970 年代起）。 敲在土壤那一格：探究共同体不能只是方法上的假定，它得有真实的交往条件——谁在场、谁有资格说话、谁被排除在外。
三家话不同，问的是同一句：那眼下这一笔，谁签字、什么时候结？
误读一：实用主义就是"有用就行"。
不对，而且这个误读大半要算到詹姆士头上（第二十一章）。皮尔士那条准则要的是能被事情顶回来的后果，不是"我觉得舒服"。
正因为受不了那种讲法，1905 年他给自己的说法另起了一个名字（pragmaticism），还说这个名字够丑，丑到不会被人拐走（意译）。
误读二：外展就是瞎猜。
不对。外展有约束：它必须能解释眼前这件怪事，而且它提出来之后要被后面两步收拾——归纳去收紧它，演绎去推出它的后果再拿去验。
"猜"这个动作在他那儿是有位置、有前后工序的。 这跟浪漫主义式的"灵感"完全是两回事。
误读三：真理靠投票。
不对。他说的是长程追查下的收敛，不是此刻多数人的意见。而且这两者常常相反——当下多数人的意见，正是他那四种办法里的第三种（听着顺耳）。
按本书的读法，这一节不作想象，只做一件事：把他的刀架到今天最要紧的一件事上。
他会盯住一件事：模型给出的答案，怎么被纠正。
他会对每一个输出问三句：什么条件下算它错？谁来复核？这一次的纠正有没有记进下一次？
前两句今天已经有人在问。第三句几乎没人问，而它恰恰是他那套记号三头的核心——一次纠正如果没有变成下一次的起点，那它就不是解释项，只是一次抱怨。
而他自己的缺口，在今天会更明显。
因为今天的系统天天在出结论，规模是他那个时代无法想象的。一套"长远看会收敛"的说法，在一个每秒钟出几万个判断的地方，等于没有说法。
这一节的结论跟上一章一样冷：他的刀比在世时更有用，他的缺口也比在世时更致命。
一位没有教职、没有学生、手稿等了一百年的人，今天却到处都是他的影子。这一节把它们点出来，因为它说明了一件事：没有落点的东西，最后是被别的行当零散地捡走的。
第一处：科学方法的自我理解。 今天一个研究者会说"假设—检验—修正"，会说"任何结论都是暂时的"——这一套的骨架就是他的可错论加三种推理。大多数说这话的人不知道来源。
第二处：符号学。 记号的三头那一套，后来长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是他被接得最完整的一支，而且接的人主要不是哲学家。
第三处：统计与假设检验。 他本人在测量局做过大量误差处理的工作，而他关于归纳与随机抽样的想法，与后来统计学的发展有相通之处（具体的影响路径我未核）。
第四处，也是最意外的一处：诊断与排障。
医生看病、工程师排故障、程序员调试——用的都是外展：眼前这件事有点怪，什么东西在的话，它就不怪了？ 然后去验。
第一节那位查灯的师傅，用的就是纯粹的外展：他不去重复检查看得见的那一段，他猜"这条线上还接了别的东西"，然后去拔插头验证。
四处合起来看，有一件事很清楚：他的东西活得很好，只是活得很散。
而"活得很散"的代价是：没有人能算总账。 用符号学的人不管可错论，用统计的人不谈外展，而他自己那个把这一切串起来的东西（探究的共同体一路追查下去）反倒没人接。
一套没有落点的东西，最后会被拆成零件分给各个行当——零件都活了，整机没了。 这句话是本书对"落点"这件事的又一个说法，后面卷六还要用。
结算。 回到菜市场那杆公秤。
公秤解决了我跟摊主之间的争执，靠的不是证明谁诚实，是提供了一个我们事先都认了的东西。而那张贴着日期和印章的纸，是这杆秤的全部要害：它说明这杆秤自己也被校过，有人负责，有日期，可以查。
皮尔士给了我们那杆秤：可错、外展、三头的记号、探究的共同体。
他没给那张纸。
他的秤上没有校准日期，只有一句"以后总会校准的"。而一杆没有日期的秤，跟没有秤，在菜市场里是同一回事——摊主仍然可以说：你再等等，长远看我这秤是准的。
第一个洞。 我在这一章说"把落点从时间尽头挪到这一期"。这句话说起来轻，做起来难在哪儿？难在谁有资格定这个期限。 在菜市场，是市场管理处；在医学，是行业指南委员会；在工程，是标准化组织。这些机构本身是怎么获得这个资格的？ 我在这一章没有处理，而这个问题一旦认真追下去，会通向权力的问题——第十七章顶住战里我已经承认过它的存在。这个洞是本书最大的一个，卷七必须碰，而我不认为我能补上。
第二个洞。 我把他"没有管道"写成了预言一的标准案例。可这里有一个循环的危险：我是不是因为他没被接住，才把他判为"缺管道"？ 为了防这个循环，我在本章用的是可独立查证的事实——没有教职、没有学生、手稿生前未出版、靠朋友接济。这些事实与他后来的境遇是分开的。 但我承认，判断"管道有没有"这件事，在很多案例里不如判断"判据有没有"那么硬。这一笔记在账上。
皮尔士：塌 S（站住——落点无日期）。E、D 不塌；回写画出来了，但因为没有日期而落不下去，记作半塌。
累计（三位）： S 塌 2（尼采、皮尔士）；回写塌 2.5（尼采、弗雷格、皮尔士半）；E 塌 1（弗雷格）；D 塌 0。
S＋回写＝4.5，E＋D＝1。方向仍与预言二一致。
（第二十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