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德·波伏娃（1908—1986）
一句话：“女人”不是一样生下来就定好的东西；一个女婴是被一整套东西——别人的眼光、玩具、衣服、夸奖和禁止——一点一点造成“女人”的。
读完带走三样：一个问题——这句“女孩子本来就……”，说的是事实，还是一道命令？一个动作——留意你对男孩和女孩说的话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夸奖的话。一个提醒——“为你好”和“替你决定”之间，只隔一层纸。
一个两岁的女孩摔倒了，哭起来。大人过去抱起她：“不哭不哭，来，妈妈看看。”同一天，一个两岁的男孩摔倒了，也哭。大人说：“男子汉，站起来，不疼啊。”
十年后，人们说：女孩就是比较敏感，男孩就是比较皮实。
一个女孩数学考了九十五分，大人说：“真用功。”一个男孩考了九十五分，大人说：“这孩子聪明。”
二十年后，人们说：女生是靠刻苦，男生是有天分。
家里两个孩子，都在读书。男孩在屋里写作业，谁也不许打扰；女孩在写作业，妈妈喊：“来帮我把菜端一下。”
三十年后，人们说：女人天生更会照顾人。
再来一个更微妙的。一个女人在会上提出一个方案，被打断了两次。散会后她想：是不是我说得不够清楚？——而不是：为什么我被打断了两次。
这些事的共同点是：一个结果，被说成了原因。 我们看见一个成年女性“更敏感”“更会照顾人”“更不自信”，然后说：女人本来就是这样。可如果从两岁那一天一路看下来，事情反过来了：不是因为她本来这样，所以被这样对待；是因为被这样对待了二十年，所以她成了这样。
1949 年，一位四十一岁的法国女作家出版了一本厚得吓人的书，两卷，近千页。她原本只是想写一点关于自己的东西，写着写着发现，要讲清楚“我是谁”，得先回答一个她从没认真想过的问题：作为一个女人，这意味着什么？
书里有一句话，成了二十世纪被引用最多的句子之一：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
这一章就跟着她，把这个“变成”一步一步看一遍。
土。 1908 年，波伏娃生在巴黎一个天主教的中产家庭，家里讲究门第。父亲是个自认怀才不遇的律师，喜欢戏剧，人很风趣，也很轻浮；母亲极其虔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外祖父破产，家道中落，一家人搬进了没有电梯的小公寓。
这件事对她的一生影响极大。她后来写道，父亲清楚地告诉两个女儿：你们没有嫁妆了，所以你们得工作。在那个阶层里，“得工作”几乎等于“嫁不出去”。父亲还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说西蒙娜“有一个男人的脑子”——他以为这是最高的夸奖。
少女时代她极其虔诚，一度想当修女。十四岁那年，她忽然不信了。她说，那是一个下午，她坐在那里，忽然明白上帝不存在，然后惊讶地发现：世界一点也没变，晚饭照吃。不过第一章说过的那件事，在她身上也发生了：上帝退场了，那套关于“女孩该怎么活”的规矩一条也没跟着走——它们早已不靠上帝，靠的是母亲的叹气、亲戚的打听和别人的眼光。
她最好的朋友扎扎，聪明，热烈，被家里逼着相亲、准备嫁人。1929 年，扎扎二十一岁，在一场急病中死去。波伏娃一生都认为，扎扎是被那种生活逼死的。她后来说：扎扎的死，换来了我的自由。 这句话她说了一辈子，也写了一辈子。她一生写了四次扎扎的故事，每一次都写不完；直到她去世后，人们才发现她早年还写过一部专门写扎扎的小说，生前没有发表。
路。 她考进索邦，1929 年参加哲学教师资格考试。那年她二十一岁，是史上最年轻的通过者之一。评委们讨论了很久：第一名给萨特还是给她。最后给了萨特——理由之一是他复考，而且是高师出身。
形状。 一个自己挣钱的、不打算结婚的年轻女哲学教师。
回写。 破产、“男人的脑子”、扎扎的死——这三样，是她后来那本书的土。
土。 她在马赛、鲁昂、巴黎的中学教哲学，教了十几年。她和萨特的关系前一章讲过。战争期间她在被占领的巴黎，写小说，写日记。1943 年，她因为和一位女学生的关系被家长告发，被教育部撤销了教师资格（战后恢复，但她没有再回去教书）。从此她靠写作为生。
路。 她先写小说：1943 年《女宾》，1945 年《他人的血》，1954 年的《名士风流》拿了龚古尔奖。她也写哲学：1947 年的《模糊性的道德》，讲的是自由如果不考虑别人的自由，就是空的——这一点，比萨特当时的立场往前走了一步。
形状。 一个成名的作家，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圈子的核心人物。
回写。 直到 1946 年，她想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她后来回忆，她对萨特说：我要写我自己。萨特说：你最好先想一想，做一个女人对你意味着什么。她的第一反应是：这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她后来把这个反应本身当成了证据。为什么一个每天都在被当成“女作家”“萨特的女友”“那个考了第二名的女生”的人，会觉得性别对自己毫无影响？她的答案是：因为她一直是站在男性那一端的标准上看自己的——父亲那句“有一个男人的脑子”，她当年是当作夸奖收下的。一套安排最深的地方，是它让被安排的人用它的眼光看自己。
然后她开始查资料。
土。 她后来说，那两年她像着了魔，在国立图书馆一本一本地读：生物学，人类学，历史，精神分析，法律，文学。她每天早上去图书馆，中午回来吃饭，下午接着去；萨特那几年正在写他的政治文章，两个人晚上在咖啡馆互相念稿子。她读得越多，越发现自己的第一反应错得多离谱。她写道：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世界，我从小被喂养的观念、我的整个教育、我以为是我自己的判断，都是从那个世界里来的——而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它像空气一样。
路。 她的写法和那个年代任何一本关于女人的书都不同。上卷叫“事实与神话”：生物学怎么说，精神分析怎么说，历史唯物主义怎么说，然后是历史，然后是文学里的女人形象——五位大作家笔下的女人，她一个个拆。下卷叫“今日之女人的处境”，从女婴一路写到老年：童年，少女，性的启蒙，婚姻，母亲，社交生活，妓女，成熟，老年，然后是几种试图逃出去的方式。她写这些章节的时候，用的材料是日记、书信、访谈、小说、医学案例——她要的不是统计，是“一个具体的女人的一天是怎么过的”。这也是这本书至今好读的原因：它有大量活的细节。
形状。 1949 年，《第二性》出版。据说头一个星期就卖了两万册。
反应是暴烈的。加缪说她“让法国男人出丑”。梵蒂冈把它列入禁书目录。有人在街上骂她。她后来回忆，那阵子她走进餐馆，会有人指指点点；也有男作家在文章里拿她的私生活开玩笑。也有人给她写信——大量的信，来自素不相识的女人：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
回写。 1953 年英译本出版。那个译本是出版社找的一位动物学教授译的，他不懂哲学，删掉了大约百分之十的内容，还把哲学术语译得面目全非。英语世界读了半个世纪那个残缺的版本，2009 年才有了完整的新译本。
土。 五六十年代，她和萨特一起卷进各种政治：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她公开为一位被法军强奸和折磨的阿尔及利亚女孩辩护；1971 年，她和三百多位女性一起在一份宣言上签名，公开承认自己堕过胎——当时堕胎在法国是犯罪。这份宣言直接推动了 1975 年法国堕胎合法化。
路。 她的写作转向了自己和别人的生活：四卷回忆录，写扎扎，写自己怎么长大；1964 年的《安详辞世》，写母亲在医院里的最后几周——她在那本薄薄的书里承认，自己一直看不起母亲那样的生活，而母亲临死时的求生欲让她整个愣住了；1970 年的《老年》，一本和《第二性》结构一样的大书，写的是另一个被社会推到边上的群体——老人。她说，一个社会怎样对待老人，暴露了它全部的秘密。这本书在当时几乎没人愿意读——她自己说，人们不想听。
1981 年，萨特去世一年后，她写了《告别的仪式》，极其冷静地记录了他最后十年的衰老：失禁，失明，酗酒，糊涂。很多人认为这本书对萨特不敬。她的意思恰恰相反：他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座雕像。
形状。 1986 年 4 月，她去世，七十八岁，葬在萨特旁边。葬礼上有数千人，其中很多是年轻女性。
回写。 六十年代末开始，新一代女权运动兴起，《第二性》成了它的奠基文本。此后几十年里，她被后来的人一遍遍批评：太精英，太巴黎，太白人中产，对母职太苛刻，对同性关系写得太少，有时候用了男人的眼光来描述女人的身体。这些批评大多成立。
可有一件事没有人能绕开：在她之前，“女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几乎没有被当成一个问题；在她之后，它成了一门学问。
前面十五章数过各种回写。波伏娃这一种很特别：她的书被译坏了、被误读了、被后人一层层修正，可它造出了一片新的土——后来所有反对她的人，也得站在那片土上说话。
老看法。 男人和女人是两种人，各有各的天性，一个理性一个感性，一个主外一个主内。这是自然安排，谈不上谁高谁低。
她怎么翻。 波伏娃说，这里有一个不对称，藏得很深：男人是“人”，女人是“女人”。
她举了很具体的例子。一个男人写自传，他是在写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女人写自传，那叫“女性写作”。医学教科书上讲人体，讲的是男性的身体；女性的身体作为“特殊情况”，另立一章。法语里说到人类，用的是“男人”那个词。一个男人从来不需要先声明“我作为一个男人”，而一个女人开口常常得先交代自己的性别。
她用了一个词：他者。一方被当成标准、当成“人”本身；另一方被当成相对于它的那个——不是标准的、需要被解释的、被参照的那一个。她写道：他是主体，是绝对；她是他者。她还追了一句更要紧的：这个位置不是自然给的，是被设定的——问题从来不是“为什么女人是他者”，而是“谁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把她放到了那个位置上，而且让这件事看起来像是自然的”。
这和别的不平等还不一样。她敏锐地指出：黑人可以有自己的社区，犹太人有自己的历史和聚居地，工人有工厂和工会——被压迫的群体通常有一个“我们”。可女人没有。女人分散在所有的家庭里，和男人一起生活，爱他们，是他们的母亲、妻子、女儿。 她们和压迫她们的那一方，是共生的。这使得“我们女人”这个主语极难长出来。她还指出另一层：一个工人可以说“我们工人”，因为他们在同一个车间里；而女人历史上几乎从未作为一个群体聚在一起过——没有共同的处所，就很难长出共同的主语。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她之前，这件事几百年没有被当成一个问题提出来。
打个比方。 在一张地图上，总有一个点被当成原点，别的点的坐标都是相对于它报出来的。原点不需要坐标，它就是零。被当成原点的人，感觉不到自己是原点——他只是觉得，事情本来就该这么量。
别误会。 她不是说男人是一伙合谋的坏人。她反复说，这套东西不需要有人策划；它由整套习俗、法律、语言、教育、宗教共同维持着，男人和女人都在里面，也都在维持它。
这是全书最厉害、也最有用的部分。她那句名言的后半句常被漏掉：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没有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能决定女性在社会中的形象；是整个文明造出了这个介于男性和阉人之间的产物，人们把它称作女性。
她的写法，是把这个“变成”一段一段拆开。
童年。 她说，在生命最初的几年，男孩和女孩的经验是一样的：断奶，学走路，要人抱。转折发生在“断奶”之后的第二次断奶：大人开始对男孩说“你是个小男子汉了”，逼他放弃撒娇；同时，女孩被允许继续留在温柔里，被抱，被亲，被打扮。看上去女孩得到的更多，可她得到的东西有一个价码：她被鼓励去取悦，去做一个“可爱的东西”。她写了一句很扎人的话：人们给女孩一个娃娃，让她照顾它；而这个娃娃是不动的、被摆弄的、可爱的——女孩在扮演母亲的同时，也在学着把自己看成那个娃娃。
青春期。 男孩的身体变化被讲成一种力量的到来；女孩的身体变化常常被讲成一件麻烦、一件羞耻的事，要藏起来。她被教着注意自己的姿态、自己的体重、自己被看的样子。一个少年学着去征服世界，一个少女学着让自己变得值得被选中。
恋爱与婚姻。 她有一段极有名的对比：对男人来说，爱情是他生活里的一件事；对女人来说，爱情常常被当成她的整个生活。 男人被教着通过事业超越自己，女人被教着通过“找到那个人”来完成自己。婚后，男人继续在世界上做事，女人被交给一堆没有尽头也不留下任何东西的活——她写家务写得极冷酷：擦干净了会再脏，做好了会被吃掉，永远在和灰尘、油污、混乱作战，而战果每天归零。她说，这种劳动的特点是：它不生产，它只维持。
母亲。 这是她最被诟病的一章，她对母职写得很负面。可有一条至今立得住：她反对把“母性”说成一种自动的、神圣的本能，反对用它来结束一切讨论。她说，一个女人可以是好母亲，也可以不是；这取决于她的处境、她的意愿、她有没有别的活法——而不取决于某种天生的东西。
她还讲了几种“出口”，那些出口也是死路：自恋（把自己当成作品）、恋爱（把自己交给一个人）、神秘主义（把自己交给上帝）。三条路的结构是一样的：都是把自己的存在交到别处去。
打个比方。 盆栽。一棵树苗被种进小盆，每长出一根想往外伸的枝就被剪掉，枝干被铁丝捆着定型。十年后，有人指着它说：这种树天生就是这个形状。
别误会。 “变成”不是说一切都是装出来的，也不是说身体不算数。她整整一章写生理，写月经、怀孕、生育、更年期，写得非常具体。她的说法是：身体是处境，不是命运。 同一具身体，在不同的社会安排下，意味完全不同。她有一句话可以当作全书的钥匙：决定女人的，不是她的身体，而是她的身体在一个特定社会里被赋予的意义。
她写少女那一章里有一段特别好：一个男孩在长大的过程中，被允许弄脏衣服、爬树、打架、摔跟头——他在用身体去试探世界的边界；一个女孩被反复提醒“坐好”“别弄脏了”“小心点”。十年下来，两个人和自己身体的关系完全不同：一个把身体当成探索世界的工具，一个把身体当成一件需要保管好、随时被人打量的东西。她说，这不是天生的胆量差别，这是十年的不同练习。
老看法。 男女分工：男人在外闯，女人在家守，各有各的贡献，谈不上谁更充实。
她怎么翻。 她借了萨特的一对说法，但用得比他扎实。超越：人向外伸展，去做事，去改变世界，去让明天和今天不一样。内在：被困在原地，重复，维持，不产生任何新的东西。
她说，男人被整套社会安排推向超越，女人被推向内在。而这不只是“不公平”，这是人的一种根本损害：人只有在不断向外做事、不断超出自己的时候，才活得像个人；把一个人固定在重复和维持里，是把她变成一样东西。
由此她说出了一句今天仍然锋利的话，大意是：这不是说她们低劣，是说她们被放在了一个不可能不低劣的位置上；一个人的“是什么”，是她的处境给她的可能性造出来的。
她还写到了一件很难的事：共谋。她不肯把女人全写成受害者。她说，内在也有它的舒服：不用冒险，不用承担后果，有人替你决定，做不好可以怪别人。自由是沉重的（上一章那句“被判处自由”），于是很多人——男人也一样——宁可把它交出去。她说，这是一种放弃，而放弃是一种道德上的过失。这一条让她两头不讨好，可它恰恰是《第二性》没有变成一本抱怨之书的原因。这里要补一句她的分寸：她说“放弃是一种过失”，同时一再强调，造成这种放弃的条件不是当事人造的。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放弃负责，这并不妨碍我们去追究那套把放弃变成最省力选项的安排。两件事同时成立，才是这本书的立场。
打个比方。 两个人同时进一家公司。一个被派去跑客户、做项目、出差、犯错、挨骂、拿下单子；一个被派去做会议纪要、订盒饭、管考勤、收发文件。五年后，前者“明显更有能力”。这个结论没错，可它是结果，不是原因。
别误会。 她不是在说家务和照顾人不重要，也不是说所有女人都该去追求事业。她说的是：当一整个群体被系统性地推向只有维持、没有创造的位置时，问题不在她们身上。
老看法。 上一章的萨特：人是被判处自由的，任何处境下你都可以选。
她怎么翻。 波伏娃没有反对这句话，她给它加了一个条件，而这个条件很硬。
她在《模糊性的道德》里说：我的自由，要靠别人的自由才能实现。 一个人的计划要落地，得有别人接得住；如果我周围的人都不自由，我的自由就是空转。她举过一个直接冲着萨特去的例子：一个被关在深宅大院里的、从小被教着服从的女人——你说她“可以选择”，这话在字面上没错，可她连“可以有别的活法”这件事都没有见过。一个人不可能选择她想象不到的东西。
所以她在《第二性》里下了一个和萨特很不一样的判断：压迫的可怕之处，不只是它禁止你做什么，而是它让你长成一个不会去想那件事的人。
她也因此给出了一条更实在的出路。她说，女人的解放，头一件不是心态，是经济独立——自己挣的钱，自己的工作，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但她紧接着说：这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习俗、教育、家里的分工、别人的眼光，会在法律之外继续起作用。她写道：即使法律给了平等，长期养成的东西还会让女人自己不敢要。这是她整本书对今天最有用的一句。
她在书的结尾处还说了一件很难的事。她说，要判断一件事是“女人天生如此”还是“被造成如此”，唯一靠得住的办法不是争论，是把条件改掉，然后看。给她们同样的教育，同样的工作机会，同样的法律地位，同样的对待——然后看还剩下什么差别。她说，这件事那时还没有在任何地方真正做过，所以谁也没有资格断言。七十多年过去，这个实验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做到了不同的程度；有意思的是，凡是条件改得多的地方，原来那些“天生的差别”就少一点——这句话在今天已经不是猜想，是可以去查数据的事。
打个比方。 门锁开了，不等于人就会走出去。一个被关久了的人，第一反应常常是：外面能干什么？我行吗？谁给我兜底？开锁是一天的事，重新学会“想要”是很多年的事。
别误会。 她不是说“先改造观念再谈别的”。她的次序很清楚：先有经济和法律上的独立，同时改造教育和习俗。 两件事一起做，哪一件单独做都不够。
场景一：听一听夸奖。 一个星期里，留意你对孩子说的夸奖。夸男孩用的词，和夸女孩用的词，是不是不一样？“你真勇敢”“你真聪明”“你真棒，这么难的题都敢试”——这些话指向能力和冒险。“你真乖”“你真懂事”“你穿这件真好看”——这些话指向听话和被看。夸奖是最温柔的一种塑造，它比禁止管用得多，因为孩子会追着它跑。一个可操作的小办法：夸过程和选择，别夸属性。“你刚才那道题试了三种方法”比“你真聪明”有用，对男孩女孩都一样。
场景二：“女孩子本来就……”的翻译练习。 每次听到这句话，试着把它翻成一道命令，看看还成不成立。“女孩子本来就细心”→“女孩子应该细心”。“女孩子本来就不适合搞技术”→“女孩子不要搞技术”。翻完你会发现，很多“事实描述”其实是命令句穿了一件白大褂。这个练习对男孩那一边同样适用：“男孩子本来就不该哭”。
场景三：谁在做那些归零的活。 家里的活分两种：一种做完了留下东西——修好了一样家具，教会了孩子一件事；一种做完了归零——洗碗，擦地，收拾玩具，明天照旧。数一数你家里这两类活分别落在谁头上。这不是要谁去争谁做得多，是要看清楚：如果一个人长年只被派归零的活，她的时间就没法攒成任何东西。 分工可以有，轮换要有。
场景四：她真的“可以选”吗。 下次你想说“这是她自己选的”——她自愿辞职回家，她自己不想升职，她乐意如此——先问三句：她知道有别的选项吗？那些选项对她的代价是多少？周围有没有人做过同样的选择、活得还不错？三句都答得上，那确实是选择；有一句答不上来，那多半是处境。
场景五：给女孩的一句话，和给男孩的一句话。 给女孩：你不必先让自己变得让人喜欢，再去做你想做的事——那个次序可以倒过来。给男孩：你可以哭，可以怕，可以求助；那不是失败，那是人。波伏娃这本书常被当成只写给女性的书，其实它对男孩的解放同样重要——“男子汉不许哭”是同一套机制在另一端的产物。
场景六：老年那一本。 她后来写《老年》，用的是同一副眼光：一个群体被推到边上，然后人们说“老人本来就这样”——糊涂，固执，跟不上时代。下次听到这类话，用同一套翻译练习试一遍。她说，看一个社会怎样对待老人，就知道它的全部秘密。
场景七：改条件，然后看。 家里、班上、部门里，凡是遇到“他们那类人就是不行”的判断——女生不适合做这个，年纪大的学不会那个，某个部门的人就是没干劲——别急着争论。照波伏娃的办法：把条件改一段时间，然后看。给同样的培训，派同样的活，给同样的信息和同样的犯错空间，半年后再回头对。多数时候你会发现，原来那个“天生”里，有一大半是条件。
一百三十年，哲学家们把“本来就在那儿”的东西一样一样改判成“后来长出来的”。前面十五章，改判的是价值、自我、时间、真理、知识、东西、人的本质。波伏娃改判的是“女人”——而且，这是本书到此为止做得最扎实的一次改判。
为什么说最扎实？因为她不止说了“它是长出来的”，她把怎么长的一步一步写了出来：两岁的娃娃，六岁的裙子，十二岁的羞耻，十七岁的“值得被选中”，二十五岁的婚姻，三十五岁的归零劳动。用本书的话说：她给出了一整条路，而且这条路走在一片她描述得极细的土上。
对照一下前面的人。萨特（上一章）说“存在先于本质”，可他基本只说了那一句和那一秒；波伏娃把同一句话拿过去，写了一千页的“怎么变成的”。杜威（第七章）说“我们从来不是直接教育，而是通过环境”；波伏娃写的正是这样一份环境的清单，而且写的是那些没有人觉得是“教育”的东西——一个娃娃，一句夸奖，一次“来帮我端一下菜”。
她还看见了本书一直在说的回写，而且看得特别准。一整套安排把女人放在“只维持、不创造”的位置上，于是长出了某种样子的人；这个样子又被拿来当成“女人本来就是这样”的证据，反过来加固那套安排。结果被当成了原因，这就是回写最阴险的一种形态。
这里值得把这套回写的完整循环写出来，因为它不止用在性别上：第一步，一套安排把某一群人放在一个位置上；第二步，这个位置长年累月地把人造成某种样子；第三步，这个样子被当成证据，用来说明“他们本来就适合那个位置”；第四步，安排因此被加固，于是第一步更牢。四步转一圈，每转一圈，“本来就是这样”这句话就更像真的。要打断它，第三步是唯一的下手处——在“这是结果”和“这是原因”之间，插一句追问。
第一章尼采说“踩了两千年的地”，第十章海德格尔说“库存的眼光盖住了整片土”，这里是同一件事，只是它发生在每一个家庭的每一天里。
最后，她给萨特的自由加的那个条件，SDE 完全站在她这一边：一个人不可能选择她想象不到的东西。 选项不是空气里现成飘着的，选项是土长出来的。上一章说萨特“只有路，没有土”，波伏娃就是那块土。
《第二性》上千页，写困境写得极其充分，写出路却只有一小部分，而且集中在“成为像男人一样的独立个体”上：自己挣钱，做事业，向外超越。
这里有一个问题她自己后来也承认了一半：她拿来当标准的那个“超越”，本身就是那套安排里男性一端的样子。 她把“维持性的劳动”写成了纯粹的损耗——可照顾一个婴儿、护理一位老人、把一个家维持成一个人能活下去的地方，这些事情真的什么也没造出来吗？
SDE 在这里的说法很直接：第二章说过，人脚下有三块地——脑子里想的、手上碰的、心里的“我、你、他”。“超越”这个词，主要在前两块地上量：做出了东西，改变了世界。第三块地上的事——一个人被照顾，一个孩子长成了敢说话的人，一位老人走得体面——这些也是造出来的东西，只是它们没有产品，只有人。波伏娃看穿了“把一个群体锁在第三块地上”是压迫；但她没能顺手做另一件事：给第三块地上的劳动，立一份账。 后来的女性主义者做了这件事，用的词是“看不见的劳动”。
她写的是“女人”，可她笔下的女人，大体是巴黎的、有文化的、白人的、中产的。一个工厂女工，一个农妇，一个殖民地的女人，处境完全不同——有时候她们的头号问题不是“被锁在内在里”，而是活不下去。后来的批评者说，压迫不是只有一种，性别、阶级、种族、地区常常叠在一起，一个人是同时被几样东西摁住的。这个批评是对的。她晚年接受采访时也承认，自己当年是站在一个太窄的位置上说话的。
更微妙的一处：她自己一生的安排——不结婚，不生孩子，和萨特那种关系，靠写作为生——被她当成了出路的样板。可那条路需要的条件（一份教师资格，一支笔，巴黎，一个愿意平起平坐的伴侣），绝大多数女人一样也没有。一个人把自己走通的那条路当成普遍的出路，是本书里反复出现的一个毛病；波伏娃也没躲过。
还有一件难堪的事该照直记下来：她 1943 年被撤销教师资格，事由是与一位女学生的关系。后来的研究者对她与几位年轻女性的交往有不同的评价，也有人指出她在其中并不是没有权力的那一方。这不推翻《第二性》一个字；但它是一个提醒：看得清一套结构的人，不等于自己就站在了那套结构外面。
她把“他者”这个结构讲得极漂亮：一方是原点，一方是相对于原点的坐标。可她主要是在说“被放在他者位置上有多糟”，很少问另一个问题：那个被当成原点的人，他自己有没有代价？
有的。一个从小被告知“男子汉不许哭”的男孩，失去的是第三块地上的语言——他长大后往往说不出自己难受，只会发火或者沉默。这不是要跟女性的处境比谁更惨，这是说：同一套机制，在两端各造出一个残缺的人。 后来的性别研究做了这件事；在她那里，它还只是一个空位。
第一处：给“维持”立账。不产生产品的劳动，产生的是人。看不见的劳动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账本上没有它的栏位——那就补一个栏位出来：谁做的，多少时间，替代它要花多少钱。
第二处：没有一条普遍的出路。一个人走通的路，是他那片土上的路；换一片土，得重新走一遍。
第三处：结构在两端都造人。看一套安排，要同时看它把两边各造成了什么样。
最后说今天。波伏娃说，“女人”是一套眼光和一套安排造出来的。今天，造这一套的东西多了一样：屏幕。一个女孩今天收到的关于“女孩应该什么样”的信息，不再主要来自母亲和老师，而是来自一套按“什么最能留住你”来排序的推荐系统——它会精准地把最能让人不安的比较推到她面前。第三章以来一路问下来的那句话，到这里最刺耳：是谁在决定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每天看见一万张什么样的脸。
| 她给了什么 | 她留下了什么 | |
|---|---|---|
| 土（在什么处境里） | 最满——一整套“变成女人”的环境清单：娃娃、夸奖、家务、目光 | 那片土只有一种：巴黎的、中产的、白人的 |
| 路（怎么一步步变的） | 从女婴到老年，一段一段拆开写；一个人选不了她想象不到的东西 | 出路写得薄，标准借了男性那一端 |
| 形状（显露了什么） | “女人”是被造出来的形状；他者：一方是原点，一方是坐标 | “他者”结构在另一端造出了什么，没有量 |
| 回写（形状怎么落回土里） | 看穿了最阴险的一种：结果被当成原因，反过来加固那套安排 | 自己的路被当成了普遍的出路；自己身处的结构，没有量自己 |
“身体不是命运，是处境”——梅洛-庞蒂（下一章）从另一个方向说同一件事：我不是有一个身体，我就是这个身体。他和波伏娃是同学、朋友、也是《现代》杂志的同事。
“一个人不可能选择她想象不到的东西”——福柯（第二十五章）把它推到底：那个“会选择的主体”本身，就是权力的产物。
“性别不是你是什么，是你一遍遍做出来的”——巴特勒（第三十五章）直接接的是波伏娃那句名言，而且追问：如果“女人”是变成的，那“性别”这个分类本身，是不是也是造出来的？
“看不见的劳动该怎么记账”——这条线一直通到今天的照护经济研究。
“能力不是天生的，是处境给的可能性”——努斯鲍姆（第三十六章）会把它做成一套可以衡量、可以拿去改政策的东西：不看一个人有多少钱，看她实际能做成什么。
而在中国，八十年代以后，《第二性》是几代读者理解“女性”这个问题的第一本书。
下一章，回到那位讲身体的人。他会告诉我们：在萨特的“注视”把人变成对象之前，在波伏娃写的那一套塑造开始之前，还有一层更早的东西——你的身体，早就在世界里了。
他者 一方被当成“人”本身、当成原点，另一方被当成相对于它的那一个。原点不需要坐标，所以感觉不到自己是原点。
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 “女人”不是生理事实的自动结果，是一整套社会安排一步步造出来的。
内在／超越 被困在原地重复和维持；和向外做事、让明天不同于今天。她说整套安排把女人推向前者。
身体是处境，不是命运 同一具身体，在不同的社会安排下，意味完全不同。
归零的劳动 做完了不留下任何东西的活：洗、擦、收、做饭。它不生产，只维持。
共谋 自由是沉重的，于是有人宁可把它交出去。她不肯把女人只写成受害者。
经济独立 她给的头一件出路：自己的工作、自己的钱、法律上的平等。必要，但不充分。
我的自由要靠别人的自由 一个人的自由要落地，得有别人接得住；周围的人都不自由，我的自由就是空转。
看不见的劳动 后来的人给“归零的劳动”起的名字：它维持着一切，却不出现在任何账本上。
改条件，然后看 判断一样差别是天生还是造成的，唯一靠得住的办法是把条件改掉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