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库恩（1922—1996）
一句话：科学不是一点一点往上垒的；它大部分时候在一间屋子里解题，偶尔换一间屋子——而换屋子的时候，连“什么算问题、什么算解决”都跟着变了。
读完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在同一间屋子里吵，还是在两间屋子里各说各的？一个动作——留意那些被反复说成“特殊情况”的事，它们是屋子要换的前兆。一个提醒——一套框架最强大的时候，正是它最看不见自己边界的时候。
你和同事争一件事，争了两个小时，最后你说：“咱们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不是谁的逻辑有毛病，是两个人心里的那张底图不一样：他算的是这个季度的账，你算的是三年后的局面；他说的“做好”是不出事，你说的“做好”是有人记得住。同一件事，两套衡量，各自都自洽。
你的父母和你谈“工作”。谈了半天你发现，你们连“什么算一份好工作”的标准都不同——他们那一代的经历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你这一代的经历里，稳定是另一回事。你们不是对同一个问题给了不同的答案，你们在回答两个问题。
一家公司开会讨论一个老产品。所有的数据都在，可解释完全不同：一边说“这些异常只是执行没到位”，一边说“这些异常说明整个方向不对”。同一堆数据，一边把它当成小毛病，一边把它当成警报。 而且双方都拿得出理由，都说得通。
这三件事都指着同一件事：人是在一套框架里看东西的；换框架的时候，连“什么算证据”都变了。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件事在人类最讲证据的行当——科学——里是怎么发生的。
1962 年，一位从物理学转行的美国科学史家出了一本两百来页的小书。他要说的是：科学的历史，不是知识一点一点累积的历史。 它更像一段一段的平静期，被少数几次剧烈的换场隔开；在换场的那一刻，科学家们放弃的不只是一条定律，是整套看问题的方式。
这本书的销量以百万计，它贡献了一个今天人人在用、也人人用错的词：范式转移。这一章的一半力气，要花在把这个词从口头禅还原成它本来的样子上。
土。 1922 年，库恩生在美国辛辛那提，父亲是受过工程训练的水利专家，家里是进步派的犹太人。他上过进步主义的实验学校——算上办学校的杜威（第七章）和上过这种学校的乔姆斯基（上一章），本书里这已经是第三处了。
路。 他进哈佛读物理，二战期间在实验室做雷达对抗的研究，战后回来读博士，1949 年拿到理论物理博士学位。
这段战时的经历值得说一句。他做的是电子对抗：想办法让德军的雷达看不见盟军的飞机。这件事的性质很特别——你每天面对的不是“真理”，是“对方那套设备会把什么当成信号”。 一个人如果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干了几年这个，他后来问“人看见的东西取决于他手里那套装置”，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形状。 一个标准的、优秀的物理学家。他后来说，博士读到最后几年，他其实已经不太快活了：他能把题解出来，可他越来越想知道的是——这套东西当初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这个问题在物理系里没有人问，因为那不是物理。
回写。 这一点非常要紧：他不是从哲学系里长出来的人。 他熟悉的是实验室里的实际工作——算题，凑数据，修仪器，而不是哲学家想象中的科学。
土。 读博期间，哈佛校长请他给非理科的本科生开一门讲科学史的课。他得去读古人的书。
路。 他读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顺带交代一句当时的常识：从近代以来，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在教科书里基本上是作为“错误的典型”出现的——用来衬托伽利略和牛顿有多了不起。库恩一开始也是这么读的。
然后发生了一件他讲了一辈子的事。他说，他读得越认真，越觉得荒唐：亚里士多德——那样一个在生物学、逻辑学、政治学上都极出色的人——怎么会在运动这件事上错得如此离谱？ 他说的不是一点小错，是几乎每一句都不对。
那是 1947 年的一个夏日，他坐在书桌前，盯着那几页，忽然之间，那些句子重新排了一次队。
他意识到：亚里士多德说的不是牛顿说的那件事。牛顿的“运动”指的是位置的变化；亚里士多德的“运动”要宽得多，它包括一颗橡子长成橡树、一个孩子长大、一块石头往下落——都是“一样东西朝着它该去的地方去”。 在这套框架里，石头落地和橡子发芽是同一类事；而“位置的变化”只是其中一个不重要的特例。一旦这么读，亚里士多德的整套说法立刻变得连贯、精致、自成一体。
形状。 一个转行的决定。他说，从那一刻起，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他后来管这种读法叫一条方法上的规矩：当你读到一段前人的话觉得荒唐时，停下来，问自己——这些词在他那里是什么意思？ 他说，只要这么一问，那位作者常常会“忽然变得聪明起来”；而如果你一路读下去都觉得对方愚蠢，那多半说明你还没读懂。
回写。 这件事是他全部思想的种子：一套过去的说法，如果你读起来觉得它处处荒唐，那多半不是他们笨，是你在用自己的框架读他们的句子。
土。 他在哈佛、伯克利辗转任教，做的是科学史。1958 到 1959 年，他在斯坦福的一个跨学科研究中心待了一年，身边全是社会科学家。他注意到一件事：社会科学家们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吵个不停——什么算问题、什么算方法；而在物理学家那里，这些从来不吵。 这份对照让他想清楚了那个关键的词。他的问题是：为什么物理学家不吵这些，社会科学家却吵个没完？他的答案是：因为物理学有一样东西是社会科学还没有的——一批被所有人公认为“就该这么做”的具体成果。 有了这批成果，大家就不必每天从头争论方法；他管这批成果叫范式。
路。 他把书写完了。有意思的是，它最初是作为一套丛书的一册出版的，而那套丛书正是逻辑实证主义那一派主编的——他们出版了一本拆自己地基的书。
形状。 1962 年，《科学革命的结构》，两百来页。他自己说，这本书写得太急、太短，本来该写成一本大部头；可正是这个篇幅，让它被所有行当的人读到了。
回写。 起初是科学史和社会学界的震动，然后是哲学界的激烈反驳（波普尔那一派，见第十三章），然后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这本书进入了每一个领域：管理学，教育学，市场营销，宗教研究。“范式”这个词从此进了日常语言，而且几乎总是被用成“一种新思路”。他为此苦恼了三十年。
土。 1965 年，伦敦一场著名的研讨会上，波普尔那一派和他当面交锋。1969 年，他为书的第二版写了一篇长长的后记，修正、澄清、退让。他后来说过一句很无奈的话：那些拿着我的书说“科学不过是一种信仰、一种时尚”的人，读的不是我写的东西。有一次他说得更狠：如果我的书真的证明了那些人说的东西，那我第一个就不该相信我这本书。
路。 他去了普林斯顿，后来回到麻省理工。晚年他一直在写一本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得更严格的书，特别是想把“不可通约”这件事讲清楚。那本书没有写完。他晚年一直在改一个说法：他不再爱用“世界变了”这类容易被误读的话，而改用一个更像语言学的比喻——两套范式之间的关系，像两门无法逐词对译、但可以分别学会的语言。
形状。 1996 年，他死于癌症，七十三岁。去世前他做过一次长访谈，回顾了自己的一生；里面有一句话很像他——他说，他这一辈子其实只想弄明白 1947 年那个下午发生了什么。
回写。 他的回写是本书里最典型的一次“被用滥型”，而且滥到他本人公开抱怨：一个原本极严格的、从科学史材料里长出来的概念，变成了商业演讲里的口头禅。可即便如此，这个词让整个社会学会了一件事：看一个说法，不只看它对不对，还要看它是在哪套框架里说的。 这件事在他之前只有专业哲学家会想，在他之后成了一件常识。
老看法。 科学家是一群不断挑战定论、追求真理的怀疑者。上一编的波普尔（第十三章）说得最漂亮：大胆猜测，严厉反驳；科学的精神就是不断试图推翻自己。
他怎么翻。 库恩说：去实验室看看吧，几乎没有人在干这件事。
绝大多数科学家，绝大多数时候，在做的是一件他称之为解谜的工作：把一个已知的仪器用得更准，把一个常数多测两位小数，把一套现成的理论套到一个新的材料上，算出一个此前没算过的数。他们不怀疑那套理论；那套理论是他们的工具，不是他们的靶子。
这种平静的、有共同标准、有明确进展的工作，他叫常规科学。它的特点是：问题有标准答案，而且大家事先都知道答案大致长什么样——就像填字游戏或者拼图。如果做不出来，被怀疑的是研究者，不是那套理论。他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这不是科学的缺点，这正是科学能积累起来的原因。 一个人人都在动地基的领域，永远盖不起楼。
他还指出一件反直觉的事：正是这种什么都不怀疑的工作，最有可能撞出异常。 因为只有当一套理论被推到极精细的地方——多算两位小数、多控制三个变量——它对不上的地方才会露出来。一个粗糙的理论，几乎不会被任何数据打中，因为它本来就没说死什么。要打中一样东西，先得把它磨得足够尖。
打个比方。 一个成熟的行当。木匠不会每天怀疑“榫卯这套东西对不对”，他在做的是把这个柜子做好。正因为不必每天重新论证地基，他才能把手艺推到很细的地方。库恩说，科学家也是这样的手艺人。
别误会。 他不是在贬低常规科学。他说它是科学最有成效的形态——正是因为不再争论基本问题，力气才能集中到极窄的地方，做出极精细的东西。
老看法。 一门科学就是一套理论加一套方法。
他怎么翻。 库恩用了“范式”这个词，而且他自己承认，这本书里这个词被他用出了二十多种意思。他后来把它收成两层。
第一层，是一整套共享的东西： 理论，仪器，什么算合格的实验，什么问题值得做，什么样的答案算是答案，甚至教科书里的插图和课后习题。一个学生进入一门科学，学的不只是定律——他是被训练成了一个会用这整套东西的人。
第二层，也是他后来认为更要紧的一层：范例。 这是他从自己教物理的经验里来的：学生真正学会牛顿力学，不是靠背下那三条定律，是靠做了几十道题——斜面，滑轮，单摆，碰撞。做完这些题，他获得了一种本事：看到一个新的情境，他能看出“这个像斜面那道题”。 这种“看出像什么”的本事，没法写成规则，只能靠做题练出来。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每一门科学的教科书后面都有那么多习题——那些习题不是为了检查学生记没记住，是为了把他的眼睛训练成这门学科的眼睛。
这一条很要紧，因为它解释了一件事：为什么两个不同学派的人没法靠讲道理说服对方。 他们不只是信念不同，他们是被不同的题练出来的；同一个现象，一个人一眼看出它像 A，另一个人一眼看出它像 B。
打个比方。 学中医和学西医的人看同一个病人。差别不只在理论，在于他们被训练出的那双眼睛：注意什么、忽略什么、觉得哪些东西是同一类。本书第十七章讲过，身体学会的东西沉在动作里；库恩讲的是同一件事在专业训练上的版本——范式沉在“看出像什么”的能力里。
别误会。 “范式”不等于“世界观”“价值观”“一种新思路”。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一批被大家公认为“做得漂亮、值得模仿”的具体工作。 这也是这个词今天最常被用错的地方。一个简单的检验：如果把“范式”换成“一批公认做得漂亮的活儿”，那句话还通吗？通，那是在正经用它；不通，那多半只是拿它当“思路”的高级说法。
老看法。 一个理论被反例推翻，就换掉它。
他怎么翻。 他说，实际过程要慢得多，也人性得多。
第一步：异常。 常规科学做着做着，总会碰到对不上的东西。这是必然的：世界比任何一套理论都复杂。绝大多数异常的下场是：被搁置（“这个先放着”），被归给仪器误差，被当成尚未解决的小问题，或者被某个学生当成论文题目做了几年没做出来。这不是不诚实，这是必须的——如果每个对不上的数据都要推翻整套理论，科学一天也干不下去（这正是上一章蒯因说的那件事：改哪根线，事实不告诉你）。
第二步：危机。 少数异常顶住了，赖着不走，而且越来越多人去碰它、碰不动。他举的最好的例子是水星轨道那一处小小的偏差：它顶了几十年，没人能靠修补牛顿力学把它消掉。这时候气氛变了：人们开始重读祖师爷的著作，开始讨论那些平时没人讨论的基本问题，开始出现各种奇怪的、不合规矩的尝试。一个领域开始谈哲学，往往就是它出危机的征兆。 这句话反过来也成立：一个行当如果几十年没人讨论“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多半说明它正干得顺手。
第三步：革命。 一套新的东西出现了，它能解释那个老异常，而且能把一大批旧成果重新装进去。他还注意到一个规律：提出新范式的人，常常很年轻，或者是刚从别的领域转过来的。 原因不神秘——他们在旧范式里投入得少，那套“看出像什么”的训练在他们身上还没焊死。转过去的过程不是一次集体投票，而是一代一代人的更替。他引了物理学家普朗克那句很冷的话：一个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靠说服对手取胜的，而是因为对手终于死了，而熟悉这个新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
打个比方。 一家公司里那些“特殊情况”。一开始每个都有解释：这个客户特殊，这个季节特殊，这次执行不到位。可如果三年下来，“特殊情况”占了三成——那就不是特殊情况，那是你的模型错了。 留意那些被反复说成特殊的事，它们是危机的前兆。
别误会。 第一，革命不是“推翻一切”。新范式往往把旧范式当成一个特例装进去（牛顿力学在低速情况下仍然好用）。第二，他也不是说科学不进步。他说，在解谜的能力上，新的确实比旧的强——只是这份“进步”不像是在靠近一个终点，倒更像生物的进化：是从某个起点往外长，不是朝某个目标去。这个比喻是他全书最后一节的落点，也是最容易被跳过的一节：进化没有目标，但它确确实实在往前走——后来的比先前的更能对付环境。科学也是这样：它在解谜的能力上一路变强，可你没法说它在“接近”某个早就等在那里的终极真理。
老看法。 两套理论可以摆在一起比一比，看哪个更符合事实。
他怎么翻。 库恩说，两套范式之间常常没有一把共同的尺子。他用了一个数学词：不可通约——就像正方形的边长和对角线，没有一个共同的度量单位。
麻烦出在三处。
第一，词的意思变了。 牛顿说的“质量”和爱因斯坦说的“质量”，写法一样，指的不是一回事（一个守恒，一个随速度变）。所以你没法把一句话原样从一套理论搬到另一套里去判断真假。
第二，什么算问题、什么算解决，变了。 亚里士多德那套要解释“橡子为什么长成橡树”；牛顿那套根本不问这个问题，它不在待办清单上。所以新范式并不是“把旧范式的所有问题都答得更好”——它常常是不再问其中的一些问题了。他说，每一次革命都有损失：有些原来能回答的问题，新范式答不了，或者干脆认为那不是科学问题。
第三，看到的东西变了。 他引了心理学的一个实验：给人看一副动过手脚的扑克牌（红色的黑桃），大多数人一开始会直接把它看成红桃或者黑色黑桃——他们看见的是自己预期看见的东西；要看很多次，才会觉得不对劲。更有意思的是中间那一段：在“完全没发现”和“看出这是红桃 A”之间，有一段人会觉得极不舒服的时期——说不出哪里不对，但就是别扭。 他说，危机时期的科学家就处在这段里。
打个比方。 这里最要小心。“不可通约”不是说两个人无法沟通、无法互相理解。库恩后来反复强调：它是“没有共同的尺子”，不是“没有共同的语言”。 就像翻译：两种语言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词表，可一个人完全可以学会两门语言，甚至学会两种“看法”——他本人就是这么做的，1947 年那个下午，他学会了用亚里士多德的眼睛看运动。 这很难，要下功夫，但做得到。
别误会。 这一条被用来支持“科学只是一种信仰”“怎么说都行”，是对他最大的误读，也是他余生一直在抗议的事。他一辈子相信科学是人类最好的认知事业；他要说的只是：它的进步不是靠一把从天而降的中立尺子量出来的，它是靠一个共同体在它自己的历史里一步步走出来的。
场景一：我们是不是在两间屋子里吵。 一场争论超过半小时还在原地打转，停下来问一句：我们衡量“做得好”用的是同一把尺吗？ 很多长期争执不是谁不讲理，是两把尺。这时候有用的不是继续举证据——证据在两把尺下会被读成不同的东西——而是把两把尺各自摆到桌面上：你按什么算成功？我按什么算？这一步做完，很多争论会变成一个可以谈的问题：这件事该用哪把尺，或者这两把尺各管哪一段。
场景二：数一数你的“特殊情况”。 在任何一件反复出问题的事上——一个流程，一个班的成绩，一条产品线——把过去一年里所有“这次是特殊情况”列出来。如果特殊情况少，那它们真的是特殊情况；如果一多，那就不是例外，是你的模型漏了一块。这是最容易操作、也最管用的一个“危机”探测器。 给一个很土的门槛：超过三成，就该动模型了。
场景三：读古人、读外行、读对手，先换一副眼睛。 库恩那个下午的办法可以直接搬：读到一段你觉得荒唐的话，先假设写的人不笨，然后问：在他那套框架里，这句话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这条和第二十一章伽达默尔那条“先假设它有道理”是同一件事——一个从科学史那边走到，一个从读古书那边走到。
场景四：学一个新行当，去做它的题。 想真正进入一个领域，光读概论没用。照他的说法，人是靠范例学会的：找几十个这个行当里公认做得漂亮的具体案例，一个一个走一遍，直到你能看着一个新情况说出“这个像那个”。判断你入没入门的标准，不是你能不能复述定义，是你能不能看出像什么。 这也是判断一门课、一本教材好不好的标准：它给不给你足够多的好例子，还是只给你一堆定义。
场景五：留意一个领域开始谈哲学的时候。 一个行当平时埋头做事，忽然开始反复争论“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什么才算好”——这不是务虚，这往往是它碰到了搬不动的异常。这是一个很有用的信号：危机不是坏消息，它常常是这个领域最有意思的时刻。如果你正好赶上自己所在的行当进入这种时期，别急着躲——这种时候进场的人，往往是下一轮里说了算的人。
场景六：换范式要看代价，也要看损失。 想换一套新的做法——新的管理方式，新的教学法，新的技术栈——不要只算它能解决哪些老问题。也算一算：旧的那套能做到、而新的这套做不到的是什么？ 库恩说每一次革命都有损失。承认损失的人，换得更稳；假装没有损失的人，两年后会发现自己在到处打补丁。具体做法：换之前，把旧办法能干、新办法干不了的那几件事写在纸上，想好这几件事以后由谁、用什么办法接住。
场景七：给带团队的人——别指望说服所有人。 普朗克那句话很冷，但它是实情：一套新做法真正落地，靠的常常不是说服反对者，而是新来的人在新做法里长起来。这不是让你放弃沟通，是让你把力气分配对：该说服的说服，说服不了的，把新做法做成新人进来时的默认设置。
场景八：请一个“刚从别的地方来的人”。 库恩注意到，换范式的常常是年轻人或者转行的人——因为旧的那套还没在他们身上焊死。这一条可以主动用：一件卡了很久的事，找一个完全不懂这行、但脑子好使的人来听你讲一遍。他问的那些“外行问题”里，往往就藏着你们全体看不见的那个前提。代价是你得忍住那句“他不懂行”。
库恩改判的是科学进步的样子。在他之前，科学被想成一条往上的直线：真理一点一点积累，错误一样一样剔除。他说：不是直线，是一段一段的平地，被几次剧烈的换场隔开；而换场的时候，连“什么算问题”都换了。
用土、路、形状这把尺量，他干的事非常清楚：他第一个把“土”写进了科学的历史。
前面几章讲过科学：波普尔（第十三章）讲的是判错条款，蒯因（第二十二章）讲的是信念之网。这两位讲的都还是“脑子里想的”那一块地——逻辑、句子、理论。库恩把另外两块补上了：范式是一套长在一群人身上的东西——他们一起做过的题，一起认的仪器，一起训练出的那双眼睛，还有他们的期刊、导师、评审、教科书。用第二章那三块地说：他把“手上碰的”和“心里的我、你、他”两块地，同时带进了科学哲学。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书对社会学的影响，比对哲学的还大：他把科学从“一套命题”改判成了“一个共同体在一片土上走的路”。
这里有一个对照很有意思。上一编的波普尔（第十三章）和他，其实是本书里最相似又最对立的一对。两人都是从科学内部出来的，都反对“科学是被证明的”，都认为科学有它自己的走法。分歧只在一处：波普尔写的是科学应该怎么干，库恩写的是科学实际上怎么干。 波普尔说：真正的科学家时刻准备推翻自己的理论。库恩说：要是人人都这么干，就不会有物理学。
本书的立场是两边都要：没有波普尔那条判错条款，常规科学会变成自欺；没有库恩那片土，判错条款会变成一句没人执行得了的口号。 一个说的是规矩，一个说的是规矩要长在什么地方才立得住。
第二样，他给本书那条脊梁添了一个必要的部件。前二十三章讲的都是“把本来就有改判成长出来的”；库恩讲的是这件事在一个共同体里是怎样具体发生的：不是某个人一觉醒来换了想法，而是异常先攒着，危机先来，然后一代人换掉另一代人。改判是有社会过程的，而且是有代价、有损失、有输家的。
这一条对本书很要紧，因为它给前面二十三章的所有“改判”补上了一个缺口。前面讲尼采改判价值、波伏娃改判“女人”、萨特改判人的本质，讲的都是一个人看见了什么；库恩讲的是一群人怎样才会跟着改——而答案常常不好听：不是被说服的，是老的那批人退场了。一个想法要落回土里，光是对，不够。
第三样，“范例”这个概念，本书要直接拿走。它说的是：一套框架真正传下去，靠的不是定义，是一批具体的、被公认做得漂亮的活儿。 这一条比任何关于“理念”的抽象说法都实在：想让一套做法落地，与其写一份规范，不如做出三个样板，让人照着看。这也解释了一件事：为什么一个行当里最值钱的往往不是它的理论书，是那几个“经典案例”——所有人都拿它当尺子，一说就懂。
他自己承认，“范式”这个词被他用得太宽。这不只是措辞问题，它带来一个实际的麻烦：什么时候算换了范式，什么时候只是改了一个理论？ 门槛不清，这个词就可以被用到任何变化上——这也正是它后来被用滥的原因之一。
SDE 的接法是给它一条门槛：看“什么算问题、什么算解决”有没有跟着变。 只改了答案，不算换场；连待办清单和验收标准都换了，才算。这条门槛可以直接用在日常：一家公司说自己要“范式转移”，问一句——你们的验收标准变了吗？没变，那只是换了个说法。这条门槛用在个人身上也一样：一个人说自己“想通了”，问他一句——你现在拿什么算“做成了”？如果和从前一样，那多半只是换了个说法安慰自己。
他的图画是：平静—异常—危机—革命—新的平静。这套节奏对物理学那几次大事件很合适；用到别处就不太合身。生物学、地质学、医学的历史，常常是几套框架长期并存、互相借用，而不是一次干净的政权更替。
而且他很少谈一件事：范式之外的东西怎样推动了革命。 新仪器（望远镜、显微镜、加速器、测序仪）、战争、钱、国家的需要，这些在他的叙述里几乎不出现。用本书的话说：他把科学共同体这块土写得很厚，把这块土之外的土写得很薄。 后来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做的大半是补这一块——拉图尔（第三十九章）会走到另一个极端。举一个他自己就该写、却没怎么写的例子：新仪器常常自己就带来一场革命。 望远镜之于天文学，显微镜之于生物学，X 射线衍射之于分子生物学——这些不是理论争论的结果，是一样东西被造出来之后，忽然有了一批从前不可能被看见的异常。
这是他最被逼问的一处。既然两套范式之间没有共同的尺子，那么“新的比旧的好”这句话凭什么说？
他晚年的回答是：科学家共同体在选择时，实际上用的是一组共享的价值——准确、一致、适用范围广、简单、能带来新发现。 这几条是共享的；可它们在具体案例里会互相打架（一套理论更准，另一套更简单），而且怎么权衡，没有算法。所以判断是有的，共同标准也是有的，只是它不是一把能自动算出结果的尺，而是一群有训练的人在具体情况下的判断。
这个回答不算漂亮，但它可能是对的。SDE 在这里可以补一条更硬的东西，把前面几章的工具接上：
五条合起来，虽然仍然不是一把自动的尺，但它是一份可以逐条追问的清单——足以把“各有各的道理”和“这一套确实更好”区分开。
这份清单值得记住，因为本书后面还会用到它好几次。它的用法不是打分，是逼人把话说清楚：一个人说他有了一套更好的做法，你就照这五条问过去；五条都答得上来，那多半是真的；有三条答不上来，那还只是一个说法。
第一处：给“换范式”立一条门槛——验收标准变没变。
第二处：共同体这块土之外还有土：仪器，钱，制度，需求。要一起算。
第三处：没有自动的尺，但有可以逐条追问的清单。“不可通约”不等于“无法比较”，它只是说，比较要靠人来做，而且要付出学会对方那套的功夫。
最后说今天。“范式”这个词今天最常被用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商业演讲，一个是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这是一次范式转移”。用库恩的门槛量一量会很有意思：这套新东西，是给出了老问题的新答案，还是换掉了“什么算问题、什么算解决”？ 如果一个领域里，人们开始争论“什么才算真的会了”“什么才算原创”“什么才算一个作品”——按他的说法，这恰恰是危机的样子，也是有意思的事情正在发生的样子。
| 他给了什么 | 他留下了什么 | |
|---|---|---|
| 土（在什么处境里） | 最满——第一个把共同体这块土写进科学史：题、仪器、训练、眼睛 | 共同体之外的土写得薄：仪器、钱、战争、国家需求 |
| 路（怎么一步步变的） | 常规—异常—危机—革命；改判是有社会过程、有输家的 | 节奏讲得太整齐，不合生物学、医学的实际 |
| 形状（显露了什么） | 范例：一套框架靠具体的漂亮活儿传下去，不靠定义 | “范式”边界不清，因此被用滥 |
| 回写（形状怎么落回土里） | 新范式把旧成果当特例装进去；每次革命都有损失 | 一个严格的概念变成了口头禅，他抗议了三十年 |
波普尔（第十三章）那一派是最直接的对手：你说的那个“常规科学家”，在我看来是个不合格的科学家。两边的争论催生了拉卡托斯的折中方案：看一个研究纲领是在长新东西还是在挡子弹。
费耶阿本德把他往前推到了极端：科学没有统一的方法，怎么都行。库恩本人不接受这个位置。
“共同体之外的土”——科学社会学接了过去；到拉图尔（第三十九章），实验室本身成了被研究的对象：仪器、经费、论文、同行，怎样一起把一个“事实”造出来。
“看到的东西取决于框架”——这条线通向后面几章：福柯（第二十五章）会问一个更硬的问题——一整套“什么算知识、什么算正常”的东西是怎么被造出来的。
“范式沉在会做的题里，不在定义里”——这一条和第十七章梅洛-庞蒂那条“身体学会的东西沉在动作里”是同一件事在两处的样子。
而“范式”这个词本身，早已离开了科学哲学，在全世界的会议室里活着。
下一章的主角，把库恩的问题带到了一个更难堪的地方。库恩问的是：物理学家凭什么这么看？下一章那个人要问的是：我们凭什么把一些人叫作疯子、把另一些人叫作正常人？而这套划分，是什么时候、被谁、为了什么造出来的？
常规科学 科学家绝大多数时候在做的事：在一套公认的框架里解题。问题有标准答案，做不出来被怀疑的是人，不是理论。
解谜 常规科学的工作方式：像拼图和填字，事先知道答案大致长什么样。
范式 一整套共享的东西：理论、仪器、什么算合格的实验、什么问题值得做、什么算答案。不是：一种新思路、一种世界观。
范例 更要紧的那一层：一批公认做得漂亮的具体工作。学生靠做这些题，练出“看出像什么”的本事。
异常 对不上的东西。大多数被搁置、被归给误差——这不是不诚实，是科学能继续干下去的条件。
危机 异常赖着不走，人们开始重读祖师爷、争论基本问题。一个领域开始谈哲学，往往是危机的征兆。
科学革命 换的不只是答案，是整套看问题的方式，包括“什么算问题”。
不可通约 两套范式之间没有一把共同的尺子。不是：无法沟通、无法理解、无法比较。学得会，只是要下功夫。
革命的损失 新范式常常不再问旧范式的某些问题；每次换场都有丢掉的东西。
共享的价值 准确、一致、适用广、简单、能带来新发现。它们是共同标准，但会互相打架，怎么权衡没有算法。
解谜者与革命者 常规科学里做得最好的人，和换掉范式的人，常常不是同一批人；后者多半年轻或刚转行。
看见与预期 那副动过手脚的扑克牌：人先看见自己预期看见的东西；中间还有一段“说不出哪里不对但就是别扭”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