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拉图尔（1947—2022）
一句话：一个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是被一群人、一堆仪器、一批论文、一笔经费一起建起来的；而这不是说它是假的——恰恰相反，建得越结实，它越真。
读完带走三样：一个问题——这个“事实”是靠什么撑着的？撤掉哪一样它会塌？一个动作——追一件事，要追人，也要追东西。一个提醒——一样东西用顺手了就看不见了；要看见它，去找它出故障的时候。
你看到一条新闻：某研究发现，某种食物对健康有害。
三个月后，另一条新闻：某研究发现，同一种食物其实无害。
你有两种反应。一种是：科学就是这样互相打架，不可信。另一种是：总有一个是对的，只是我不知道是哪个。
可还有第三种看法，而且它比前两种都准：一个结论从实验室走到你手机上，中间要经过很多道——一批样本，一台仪器，一套统计方法，几位审稿人，一家期刊，一份新闻稿，一个记者，一个标题。每一道都可能让它变形，也每一道都在让它变得更结实或者更脆。 说“科学发现了”，把这几十道全省略成了一个动词。
再看一件小事。一段安全带。你上车不系安全带，车会嘀嘀响，一直响到你系上为止。这个设计干了一件事：它把一条道德规范，焊进了一块金属和一段程序里。 从前劝人系安全带要靠宣传、靠交警；现在那个嘀嘀声替所有人做了这件事。
那个嘀嘀声，算不算社会的一部分？ 多数人会说：它只是个装置。可它做成的那件事，从前是要靠人去做的。
我们通常说：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东西只是工具。可你想一想：如果把你周围所有的东西——路，门锁，红绿灯，手机，账号，合同，钞票——全部拿走，那些“人与人的关系”还剩下什么？
有一个人一辈子在处理这两件事。他年轻时背着笔记本走进一间实验室，像人类学家研究一个陌生部落那样，蹲在那里看了两年，记录科学家们每天在干什么。他的结论把整个科学界惹毛了。
后来他又做了一件更少见的事：他晚年公开说，自己和同行们早年的那套做法，可能帮了倒忙——因为当他们忙着证明“科学事实是被建构的”时，外面真的出现了一批人，拿着同样的说法去否认气候变化。
他叫拉图尔。他是本书四十人里唯一一位被两边同时当成敌人、又被两边同时引用的人。这一章要做的，是把他那把双刃的工具，连同他自己后来给它加的那道保险，一起交出来。
土。 1947 年，拉图尔生在法国勃艮第的博讷，家里世代做葡萄酒，是当地有名的酒商。 他后来开玩笑说，他从小就懂一件事：一瓶好酒是土壤、气候、人工、时间、木桶、市场共同做出来的——没有哪一样单独负责。
路。 他学的是哲学和神学，在图尔拿了博士学位，研究的是一位神学家。这一层底子在他后来所有工作里都在：他习惯问“一样东西是怎么被转手、被翻译、被传下去的”。
然后他去服兵役，被派到了非洲的科特迪瓦，在那里做了一项关于当地工业发展的田野调查。他注意到一件事：法国的技术人员抱怨当地工人“缺乏抽象思维能力”。 他去看了实际情况，发现那不是思维能力的问题——是培训、语言、设备说明书、晋升通道这一整套东西没接上。
形状。 一个学神学出身、会做田野、而且对“把差异归给人的脑子”这种解释极其警惕的年轻人。
回写。 那次田野定了他一生的方法：要解释一个差别，先去看那一整套具体的安排，别急着归到脑子里。 这一条和第十六章波伏娃、第三十六章努斯鲍姆说的是同一件事：先查处境，再下结论。
土。 1975 年，他去了美国加州一家著名的神经内分泌实验室。他不是去做研究的，他是去研究那些做研究的人的。他后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处境：他不懂神经内分泌学，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而这恰恰是人类学家的标准处境，也是他要的处境。
路。 他每天坐在那里看：看他们怎么摆弄仪器，怎么争论一个数据算不算数，怎么读别人的论文，怎么写自己的论文，怎么申请经费，怎么在走廊里聊天。
他注意到一件事，这件事成了他后来全部工作的种子：实验室里最多的东西不是仪器，是纸。 图表，读数，打印出来的曲线，笔记，草稿，论文。而整个实验室的工作，可以被描述成一条流水线：一头进去的是老鼠、试剂、样本，一头出来的是一篇论文里的一张图。
他管那些仪器叫铭写装置：它们的作用是把一样摸得着的东西（一段组织，一滴液体），变成一条可以被写在纸上、被带走、被比较、被引用的痕迹。
形状。 1979 年，《实验室生活》（与社会学家伍尔加合写）。副标题很挑衅：科学事实的建构。
书里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他的路数：他记录了一个陈述在几个月里的变化。 一开始它是“某某推测，也许存在一种物质”；过了几个月，变成“有人报告了一种物质”；再过些时候，变成“这种物质的结构是……”；最后，它出现在教科书里，前面什么修饰也没有了，就是一句陈述句。 他说：你看着一句话，是怎样一层一层地把它的来历脱掉的。 而当所有来历都脱光了，我们就叫它“事实”。
后来的版本里，他把副标题改了——“科学事实的建构”改成了“科学事实的建构”去掉“社会”二字（原版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他说，改这两个字是因为：那个“社会”让人以为事实是由社会力量决定的，而他要说的恰恰是：社会和自然是一起被造出来的，没有哪一边先在。
回写。 科学家们极其愤怒。他们的理解是：你在说我们的成果是编出来的。而拉图尔要说的其实是另一件事，这件事他后来解释了四十年（第三节细说）。
土。 八十年代，他和几位同行一起建起了一套新的做法，后来被叫作行动者网络理论。
路。 他写了一连串书：研究巴斯德怎样把细菌学立了起来，研究一条没建成的地铁，研究法国的行政法院，研究一次科学考察。他的写法很特别：读起来像侦探小说，而不像社会学。
他最有争议的主张是：在描述一件事的时候，人和东西要用同一套词汇来说。
这话听着怪，可他的意思很实在。一条街上没有人闯红灯，可能是因为大家道德水平高，也可能是因为那里装了摄像头，还可能是因为那条街修了减速带。 后两样不是“背景条件”，它们实实在在地在起作用，而且起的是和“道德水平”同一类的作用——它们都让某种行为变得容易或者困难。
他管这些一起起作用的东西叫行动者——不管它是人、是机构、是一台仪器、还是一个减速带。不是说减速带有意图；是说如果你在描述时把它漏掉，你就解释不了这件事。
形状。 1991 年，《我们从未现代过》。这是他最著名的一本，而且是一本极短的书。
回写。 他成了科学社会学里最有影响、也最招人骂的一位。
土。 九十年代末，情况变了。“科学只是一种社会建构”这句话，开始被一批人拿去用在别的地方——用来否认气候变化，用来否认烟草的危害。他们的论证格式和他当年的一模一样：你看，这个所谓的事实也是被一群有利益的人建起来的。
路。 2004 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本身就是一句认错：《批判为什么用完了力气？》 他在里面说了一段很少见的话，大意是：我们这一代人花了几十年训练自己去揭穿事实背后的利益；现在这套武器被别人拿走了，而且用在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上。
他的反省不是“我错了，事实其实是客观的”。他的反省更细，也更有意思： 他说，我们过去的做法是揭穿——指出一样东西背后有人、有利益、有安排，于是它显得不那么牢靠。可这个做法有一个前提：它假定那些东西本来应该是“不需要支撑就成立”的。 而实际情况正相反：一样东西之所以结实，正是因为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仪器、那么多程序在撑着它。
所以他说，该换一个动作：从揭穿，换成保护。 一个事实需要被维护——需要经费，需要实验室，需要同行审议，需要教育，需要公众的信任。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被砍掉的，而砍掉之后，那个事实就真的会塌。
形状。 晚年他几乎全部的力气都放在了气候问题上：《面对盖娅》《着陆何处》。他还做了大量的展览、戏剧、公众参与的项目——他认为光写书没用。 一个一辈子研究“事实怎样被撑起来”的人，晚年去做的正是撑的那件事。
回写。 2022 年 10 月，他去世，七十五岁。他得过荷尔拜因奖、京都奖，晚年是法国最有公共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前面三十八章数过各种回写。拉图尔这一种可以叫自己回收工具型：一个人造出了一件极其锋利的工具，看着它被别人拿去干坏事，然后公开回来，一点一点改这件工具的用法。 本书四十个人里，做过这件事的只有他一位。
老看法。 科学事实在那里等着被发现，就像新大陆在那里等着被找到。科学家的工作是揭开面纱。
他怎么翻。 他说，去实验室看一看，没有任何一件事是那样发生的。
实际发生的是：一段组织被切片，被染色，被放进仪器，出来一条曲线；这条曲线被和另外几条比较，被挑出一部分，被画成一张图；这张图进了一篇论文；论文被审稿人质疑，改了三次；发表了；然后别的实验室引用它，在它的基础上做新的实验；再过十年，它进了教科书，成了一句不需要再引用出处的话。
在这条链子的每一节上，它都可能断。 仪器坏了，样本不够，审稿人不认，没人引用，别人重复不出来。而它没有断，是因为每一节都被接住了。
这才是“建构”的意思。 他后来极其懊恼地解释过无数次：他说的建构，和盖房子的建构是同一个意思——一栋盖得好的房子，结实，能住人，抗得住地震。 说它是建起来的，恰恰不是说它是假的；是说它的结实有来历，而且这来历是可以被查的。
他有一个说法很好懂：一个事实越结实，说明它身上连着的东西越多。 “地球是圆的”极其结实，因为它连着航海、卫星、天文学、无数次测量、整个教育体系。而一个刚出炉的实验结论，连着的东西很少，所以它很脆。
打个比方。 一座桥。你说这座桥是“建起来的”，没有人觉得这是在贬低它。你也不会因此认为，走上去它会塌。 恰恰相反：正因为它是被一根根钢梁、一次次计算、一道道验收撑起来的，你才敢走。 而如果有人告诉你“这座桥不是建的，它本来就在那儿”，你反而该害怕。
别误会。 这是本书里被误读得最厉害的一处，值得写清楚。
第一，他不是说科学结论和迷信一样。 他说的恰恰相反：科学之所以特别，正是因为它有那一整套极其昂贵的机制——仪器、重复、审议、公开——而迷信没有。
第二，他不是说“只要有人支持就成立”。 那条链子上的每一节都要真的接得住：仪器要真的测得出来，实验要真的重复得出来，同行要真的挑不出毛病。接不住的地方，它就断了。
第三，他晚年明确说过：把这套说法用来否认气候变化，是对它的滥用。
老看法。 社会是人和人的关系；技术是工具，是背景，是手段。研究社会要研究人，研究技术交给工程师。
他怎么翻。 他说，这个分工让我们看不见大部分真正在起作用的东西。
他举过一个极小的例子，叫柏林的钥匙：那是一把很怪的钥匙，两头都有齿。用它开门，你必须把钥匙从门的另一边穿过去再拧一次，否则你拔不出钥匙。 这个设计干了一件事：它强迫每一个进门的人随手把门锁上。 从前这件事要靠门房、靠贴告示、靠互相提醒；现在它被做进了一块黄铜里。
他的说法是：那把钥匙不是“工具”，它是一位参与者。 它替代了一条社会规范，而且比规范可靠得多——因为它不需要你同意，也不会忘。
同样的例子到处都是：安全带的嘀嘀声，减速带，门上的弹簧（它替你关门），电梯里的超载报警，软件里那个“确定要删除吗”。这些都是被物化了的规矩。
他由此提出：研究一件事的时候，要追踪所有的参与者，不管它是不是人。 他管这个叫“追随行动者”。而他那条方法论纪律很硬：不要事先假定什么重要、什么是背景；跟着走，看谁在起作用。
还有一个配套的概念，本书要用：转译。 他说，一件事从一个环节传到另一个环节，从来不是原样搬过去的，每一次转手都会改变它。你的一个想法交给工程师，变成了一份设计；设计交给工厂，变成了一个产品；产品到了用户手里，被用在了你没想到的地方。每一次转手都是一次转译，而且每一次都有人要被说服、有东西要被改。 这解释了为什么“我的意思明明是……”这句话在任何组织里都不管用。
打个比方。 一个新规定要落地。你以为只要文件写清楚就行。实际过程是：文件到了部门主管那里，被解释了一遍；到了执行人员那里，被简化成三条口诀；到了表格上，变成了两个必填项；到了办事的人那里，变成了“多交一份材料”。没有人造反，可最后落地的东西和你写的那份文件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拉图尔要说的是：这不是执行走样，这就是事情本来的运行方式——而你要做的是去追那条链子，看每一步谁被说服了、什么被改了。
别误会。 第一，他不是说“东西和人一样有意志”。他明说过：这只是一条描述上的纪律，为的是不让你预先把一半的参与者赶出场。 第二，他不否认人和东西有差别——他反对的是在描述开始之前就把这个差别当成解释。
这是他最著名的一本书，书名本身就是那个主张。
老看法。 现代社会的特点是：我们把事情分得很清楚。自然是一边，社会是一边；科学管事实，政治管价值；客观的归客观，主观的归主观。前现代的人把这些搅在一起（他们相信天象预示政治，相信疾病是道德问题），我们不再这样了——这就是“现代”。
他怎么翻。 他说：这套区分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做到过，而且我们实际上一直在做相反的事。
他的论证分两步。
第一步：现代人一边在嘴上把自然和社会分得干干净净，一边在实际上制造出越来越多分不开的东西。 他管这些东西叫混合物：臭氧层空洞——它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气候变化呢？转基因作物呢？一种新的病毒呢？一个算法推荐系统呢？这些东西每一样都同时是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而且没有任何办法把它们拆成两半。
第二步，也是他最妙的一步：正是因为我们在嘴上坚持那套分法，我们才能不受限制地制造这些混合物。 因为只要你宣称“这只是技术问题”，它就可以绕过政治的审议；只要你宣称“这只是价值选择”，它就可以不理会事实。那套分法不是我们的成就，是我们的挡箭牌。
所以他说：我们从未现代过。 现代人的特点不是分得清，是一边分得很响，一边混得最厉害。
打个比方。 一家公司里“技术决策”和“管理决策”的分家。技术的人说：这只是个技术选择，你们别管。管理的人说：这是价值判断，技术上怎么实现你们定。结果是那些最要紧的事——这套系统会把谁排在前面、谁被漏掉——掉进了两边的缝里，谁也不负责。 而它们恰恰是最该被公开讨论的事。拉图尔说的就是这个缝。
别误会。 第一，他不是主张回到前现代。他说的是：我们需要一套新的做法，能公开地、审慎地处理那些混合物，而不是假装它们能被分成两半。第二，这本书出版之后被大量误读成“反科学”，而他的主张恰恰是要给科学一个更结实、也更诚实的位置。
这是他晚年的转向，也是本书认为他最要紧的一部分。
老看法（包括他自己年轻时的那一套）。 批判的工作是揭穿：指出一样看上去客观的东西背后有利益、有权力、有安排。
他怎么翻。 他在 2004 年那篇文章里承认：这套做法有一个隐藏的前提，而这个前提是错的。
那个前提是：如果一样东西需要那么多支撑，那它就不够真。 揭穿的快感正来自这里——你指出它是被撑起来的，于是它显得虚。
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一样东西越真、越结实，它需要的支撑越多：更多的仪器，更多的重复实验，更多的同行，更多的教育，更多的经费。脆弱的不是被支撑的东西，是没有支撑的东西。
所以他说，批判者该换一个姿势：不是去撤掉支撑，是去查支撑够不够、结不结实、有没有被腐蚀。
他用了一个很好的说法：不要做那种“拆房子的批判”，要做“修房子的批判”。 揭穿一个东西背后有人，是廉价的——因为一切东西背后都有人。 真正要问的是：那些人做得对不对？那套程序有没有被走完？那些被撤掉的支撑，是谁撤的？
打个比方。 一家医院。你可以揭穿：医生也有利益，医院也要创收，药厂也在推销，指南也是人写的。这些统统属实。 可如果你就停在这儿，结论会是“医学不可信”，而下一步是有人拿着这个结论去卖神药。
换一个问法： 这家医院的那套支撑——执业资格，药品审批，同行评议，医疗事故追责，病历留痕——哪一样被削弱了？谁在削弱它？ 这个问法一样尖锐，可它指向的是修，不是拆。
别误会。 他不是主张停止批判、相信权威。他主张的是把批判的力气从“证明它不纯”挪到“查它的支撑够不够”上。 前者永远能成功（因为没有什么是纯的），所以它其实什么也没说；后者可能失败，所以它有内容。
场景一：撤掉哪一样它会塌。 这是这一章最有用的一问。面对一个你不确定的说法——一条健康建议，一份研究报告，一个行业共识——别问“它是真的吗”，问：它靠什么撑着？ 有多少独立的来源？有没有人重复出来过？有没有人公开反对过、反对被怎么处理的？利益在哪一头？撤掉哪一样，它就塌了？ 答完这几问，你对它的信任会变得有根据，而不是一个态度。
场景二：追人，也追东西。 一件事反复出问题，别只查人。去查那些东西： 那张表格的必填项是什么？那套系统默认勾选的是哪个？那个流程卡在哪一个按钮上？很多“态度问题”“责任心问题”，查到最后是一个默认设置的问题。 而改一个默认设置，比开十次动员会有用。
场景三：找出你家、你单位里的“柏林钥匙”。 哪些规矩已经被做进了东西里？门禁，打卡机，家里那个到点断网的路由器，手机上的屏幕时间提醒。这些东西替你执行了一条规矩，而且不用你每天下决心。 反过来也值得做：你想养成的那件事，能不能也做进一样东西里？ 想早睡，把充电器放到客厅；想多读书，把书放在手机充电的地方。这是这一章最便宜、也最有效的一条。
场景四：转译，不是传达。 你交代一件事，别指望它原样到达。每一次转手都会变形，而这不是执行的毛病，是事情本来的样子。 所以有用的做法是：追那条链子，在每一个转手处问一句“你打算怎么做”——听他用自己的话说一遍。听到的和你想的不一样，那是正常的；那正是你该动手的地方。
场景五：小心那条缝。 凡是有人说“这只是技术问题”或者“这只是价值问题”的地方，留意一下：要紧的东西常常掉在这条缝里。 一个系统怎么排序、谁被优先、谁被漏掉——技术的人说这是管理定的，管理的人说这是技术实现。这时候要做的是把两边拉到一张桌上，把那件事摊开说。
场景六：换一种批判。 这一条可能是这一章对今天最要紧的：指出一样东西背后有利益，是廉价的，因为一切东西背后都有利益。要让你的怀疑有分量，得再往前走一步：这套东西的支撑是什么？哪一根被抽掉了？是谁抽的？能答出这三问的怀疑，是有力的；答不出的，只是一种情绪。
场景七：给做事的人——事实要被维护。 一件你在乎的事（一个标准，一套流程，一份可靠的记录），它不会因为“它是对的”就自动活下去。 它需要有人维护：有人记录，有人复核，有人在它被质疑时站出来说明，有人培养下一批懂它的人。拉图尔晚年那个转向的全部意思就是这一句：对的东西也会塌，如果没有人撑着它。
场景八：给读新闻的人。 看到“研究发现”四个字，做三件事：看样本量（多少人？多久？），看是不是重复过（一项还是多项？），看那条链子被压缩了多少（论文原文说的是“相关”，标题写的是不是“导致”？）。这三件事三十秒能做完，而它们能挡掉大部分误报。
拉图尔改判的是“事实”。在他之前，“发现”和“制造”是一对反义词：发现的是真的，制造的是假的。他把这对反义词拆了：一样东西可以既是被制造的，又是真的——而且它之所以真，正因为它被造得结实。
用土、路、形状这把尺量，他干的事在本书里独一无二：他是唯一一位把“一个形状是怎么站住的”，当成可以现场追踪、逐节记录的过程来写的人。
前面几位都碰过这件事。第二十四章库恩说，一个范式靠一群受过同样训练的人撑着；第二十二章蒯因说，一句话从不单独出庭，整张网一起接受检验；第九章维特根斯坦说，意思长在共同的活法上。这些都对，可它们都还是一幅图。 拉图尔做的是：他进了实验室，把那张网的每一根线，一根一根画了出来——这台仪器，这批样本，这位审稿人，这笔经费，这篇引用它的论文。
用本书的话说：他把“回写”写成了一条可以走一遍的链子。 一个形状长出来之后，要经过一节一节的转手才能落回土里成为后人踩着的地；而每一节都可能断。 这一条，是本书那条脊梁最具操作性的一次落地。
第二样，“转译”这个概念，本书要直接收进工具箱。 它说的是：一样东西每转一次手，就被改一次。 这一条解释了前面好几章里的现象：第一章尼采的形状落到妹妹手里被改了；第十二章本雅明的遗稿被别人编排；第二十四章库恩的“范式”进了商业演讲；第三十六章努斯鲍姆的清单进了表格之后，量不到的那几项被挤掉了。
这些都不是意外，这是转译的常态。 而拉图尔给出的纪律是：要让一样东西传下去，你得在每一个转手处做工作——说服，改写，配合；指望它自己原样传播，是不可能的。
第三样，也是本书最看重的一样：他把“人和东西一起算”这件事说透了。
本书第二章说过，一个人脚下至少有三块地：脑子里想的、手上碰的、心里的“我、你、他”。前面三十八章里，“手上碰的”那块地一直是最薄的一块——只有梅洛-庞蒂（第十七章）讲工具长进身体，杜威（第七章）讲本事不只在皮肤里面，福柯（第二十五章）讲一张表格怎样造出一群人。
拉图尔把这块地写厚了。 他的主张翻成本书的话是：土不只是氛围和关系，土里有硬东西；而那些硬东西在替我们执行规矩、在替我们记忆、在替我们做决定。 那把柏林的钥匙，那声安全带的嘀嘀，那个默认勾选的选项——它们是被物化了的规范，而且比规范可靠得多。
这一处他自己已经算过一遍账，本书只是把它记全。
“一切事实都是被建构的”这句话，作为一个方法论的提醒是精确的；作为一句可以被到处引用的口号，它是一把递给任何人的刀。 而九十年代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最会用这把刀的，不是批判者，是那些有钱雇人去制造怀疑的机构。
他的自我修正是本书四十个人里最诚恳的一次。可修正来得有点晚，而且修正本身没有那句原话传得广。 这正是第三十一章罗蒂那条的又一个例子：一套没法被简明复述的东西，注定要被别人替你复述——而这一次，被复述的还是那句最刺激的口号。
SDE 的接法是把他晚年那个转向做成一条可查的规矩，而不是一句态度：怀疑一样东西的时候，除了问“谁在背后”，必须同时答出三问——它的支撑有哪些？哪一根被削弱了？是谁削弱的？答不出这三问的怀疑，不算怀疑，只是一种姿态。
这是对他最持久的批评，而且本书认为它成立。
如果人和东西都叫“行动者”，那么当一件事出了问题，谁负责？ 一次事故里，操作员、设备、软件、管理制度、天气都是行动者——这个描述很完整，可它把责任摊平了。
而摊平责任，在今天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后果：当一套系统出了事，“是算法这么判的”“系统就是这么设计的”，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极其好用的免责说法。
拉图尔的框架天生不擅长对付这件事，因为他刻意拒绝在描述开始之前就区分人和物。
SDE 的接法，是把描述和追责分成两道工序：
两道工序分开，他那套东西就能用；混在一起，它就成了免责的语法。
他的文风是公认的好读，可这份好读有代价：他的案例研究极其精彩，却很难被别人重复。
你没法把他那套“追随行动者”的做法，做成一套别人照着就能跑出同样结果的程序。换一个人去同一间实验室蹲两年，写出来的东西可能完全不同。 而他的回应是：本来就该如此，社会研究不是物理学。
这个回应可以接受，可它有一个不自洽的地方：他一辈子在研究“一个事实是怎样靠可重复、可检验的程序变结实的”；而他自己的结论，恰恰不具备那种结实。 第十三章波普尔那把刀在这里问得很直接：什么情况下算你的描述错了？
本书的处理：把他当成一套看法和一套动作来用（追链子，找转译，查支撑），而不是当成一套已经被验证的理论。 这也是本书对第二十七章德勒兹用过的同一句话：它是一副眼镜，不是一台仪器；戴上它看见了什么之后，还得用别的办法去验。
第一处：怀疑要配三问——支撑有哪些，哪一根被削弱了，是谁削弱的。
第二处：描述时人物同列，追责时把人拎出来。 能承担的才能被追责。
第三处：当眼镜用，不当仪器用。
最后说今天。这一章对眼下这个时代，有两条特别直接的用处。
第一条：那套系统就是最大的一件“柏林钥匙”。 一套替你排序、替你推荐、替你补全的东西，做的正是那把钥匙做的事：它把一条规矩焊进了一样东西里，然后不需要你同意，也不会忘。 区别在于，那把钥匙的规矩是明摆着的（随手锁门），而这套系统的规矩是什么、谁定的、为什么这么定，绝大多数人不知道。 第三章以来一路追下来的那个问题（是谁在安排世界向我显现的次序），在这一章有了最物质的形式：去看那个默认设置。
第二条，也是更要紧的：现在最需要的，恰恰是他晚年那个动作。 当一样东西可以批量生产出看起来像证据、像引用、像论文的东西时，“这也是被造出来的”这句话会变得毫无信息量——因为一切都是被造出来的，而且造起来越来越便宜。
于是唯一还能分辨真假的，就是那条链子本身：谁做的？用什么做的？能不能重复？被谁复核过？出了错谁认账？这几问，正是拉图尔蹲在实验室里记录了两年的那些东西。
所以这一章的落点是一句有点反直觉的话：在一个什么都能被生成的年代里，那套昂贵的、慢的、麻烦的支撑机制——同行评议，重复实验，署名，追责，留痕——不是应该被简化掉的累赘，它是唯一还剩下的区分——越是东西可以被批量生成，那条链子越值钱。
| 他给了什么 | 他留下了什么 | |
|---|---|---|
| 土（在什么处境里） | 最满——土里有硬东西：被物化的规矩替我们执行、记忆、决定 | 都算行动者，于是责任被摊平 |
| 路（怎么一步步变的） | 转译：每转一次手就被改一次；追随行动者，一节一节追那条链子 | 案例难被重复：什么情况下算他的描述错了 |
| 形状（显露了什么） | 事实是建起来的，而且建得越结实越真；混合物拆不成两半 | 那句口号被拿去用在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
| 回写（形状怎么落回土里） | 从揭穿换成保护：对的东西也会塌，如果没人撑着 | 修正来得晚，而且没有原话传得广 |
行动者网络理论今天是科技与社会研究的主流框架之一，也进了组织研究、设计研究、信息系统研究。
“转译”跑出了学术界，成了做项目、做产品的人的常用词。
“从揭穿到保护”那一篇，是今天关于“后真相”“信息环境”的讨论里被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而它的引用者，一半是为了支持他，一半是为了批评他当年埋的雷。
“我们从未现代过”那本书，接上了关于气候、关于流行病、关于技术治理的讨论——那些“既是自然又是社会”的混合物，从他写那本书到今天，只多不少。
对他最系统的批评来自两头：一头说他抹掉了人和物的关键差别（本书认为这条成立，且落在追责上）；一头说他的描述不可检验。
他和第二十四章库恩是有意思的一对：库恩说科学共同体靠一套共享的东西运转，拉图尔进去把那套东西一件件数了出来。 而他和第二十五章福柯也是一对：福柯问一张表格怎样造出一群人，拉图尔问一台仪器怎样造出一个事实。
第五编还剩最后一章，全书也只剩这一章。下一章的主角是本书四十人里最年轻的一位，也是最好读的一位。他要问的问题，是这一整本书的落点，而且它贴身到有点难受：没有人逼你，你为什么这么累？
建构 和盖房子是同一个意思：被一根根撑起来的。说一个事实是建起来的，不是说它假，是说它的结实有来历，而且可以被查。
铭写装置 把摸得着的东西变成纸上痕迹的仪器。实验室的产出，最终是一张可以被带走、被引用的图。
行动者 所有在起作用的参与者，不管是人、机构、仪器还是减速带。不是：说东西有意志。
追随行动者 描述一件事时不预设谁重要，跟着走，看谁在起作用。
转译 一样东西每转一次手就被改一次。这不是执行走样，这是事情本来的运行方式。
柏林的钥匙 那把逼你随手锁门的钥匙。一条社会规范被焊进了一块黄铜里。
混合物 既是自然又是社会、拆不成两半的东西：臭氧层空洞，气候变化，病毒，推荐系统。
我们从未现代过 现代人的特点不是把自然和社会分得清，是一边分得很响，一边混得最厉害；那套分法是挡箭牌。
从揭穿到保护 揭穿“背后有人”是廉价的，因为一切背后都有人。真正的批判要查：支撑有哪些，哪一根被削弱了，是谁削弱的。
本书补的一条 描述时人和物同列，追责时把人拎出来。 能承担的才能被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