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远房亲戚家的老屋拆迁，我陪他去谈过一次。
那天一屋子人，一边是他和另外几户，一边是工作组。
工作组那边讲的是：面积、评估价、安置房的位置、过渡费按月算多少、什么时候签、什么时候搬。 每一项都有依据，有文件，有表格。他们讲得很耐心，也很有道理。
我亲戚那边讲的是另一样东西。他讲他爷爷是哪年盖的这房子，讲院里那棵枣树是他出生那年种的，讲他媳妇是从这个门进来的，讲他爹是在东屋那张床上走的。
工作组的人也耐心听。听完说：大爷，这些我们理解，但是补偿标准是统一的。
那一下我听懂了一件事：不是他们不讲理，是那屋里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同时装下两边的说法。
“这房子对我意味着什么”——这句话在那张补偿表上没有一栏。
不是那一栏填不出数，是表上根本没有那一栏。
而只要在那张表上谈，我亲戚就一定输——不是被驳倒，是他那一整套话根本进不了场。
这一章的主角，给这种事起了一个专门的名字。
当两边连共同的判准都没有时，本书那三句还从哪儿开始？
卷三讲到第三位拆落点的人。前两位（福柯、德勒兹）拆的是具体的制度和固定这个动作，德里达拆的是“一样东西就是它自己”。
利奥塔拆的是另一样：那些给一切具体做法提供正当性的大故事。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为什么值得？为什么这样算数？ ——这些问题的答案，过去是由几个大故事提供的：人类会不断进步、知识会带来解放、历史朝着某个方向走。
他说：这些故事不灵了。
而他还给了一个更麻烦的东西，本书要正面接：争执。
那屋里发生的，就是“争执”——不是一场可以判出胜负的纠纷，是一场连判准本身都在争的冲突。
而本书那三句（什么条件下重议、由谁、记在哪儿），每一句都预设了一样东西：双方在同一套说法里谈。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那三句从哪儿开始？
这一章是本书第二吃紧的一章（最吃紧的是上一章）。
土壤。 利奥塔（1924—1998）生在凡尔赛一个中产家庭。他年轻时想当修士、想当画家、想当历史学家，最后学了哲学。
那一刀，落在一片沙漠里。
第一拍：1950–1952。 他被派到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在一所中学教哲学，学生里有法国殖民者的孩子，也有阿拉伯人的孩子。
他在那里看见的东西，决定了他后面三十年：一个社会里两群人，各有各的一整套说法，而法国那套“共和国、普遍人权、文明使命”的大故事，在当地是统治的语言。
1954 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 他此后十二年（1954–1966）是“社会主义或野蛮”这个左翼小组织的活跃成员，写了大量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分析文章。
这一条要划重点：二十位里，他是唯一一个长期做具体政治分析、而且是在殖民地问题上做的人。
第二拍：1979。 《后现代状况》出版。
这本书的来历必须写清楚，因为它是本章的钥匙：它不是一本哲学专著，是一份受委托的报告。
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的大学委员会委托他写一份关于“发达社会里知识状况”的报告。 他交的就是这本。
一份报告，要交给一个机构，要有结论，要能被读懂。
而他在里面写下了那句最有名的话，大意是：所谓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意译）。
第三拍：1983。 《争执》出版。他自己后来说过，《后现代状况》是他最差的一本书（此说见于多处访谈转述，具体措辞未核）；而《争执》才是他真正认真的那本。
站住。 “后现代”“元叙事”两个词传遍全世界，而《争执》读的人少得多。
这个对照本身就是本书的材料：一本他自己不满意的报告成了他的代表作，一本他认真的书没什么人读。
回写没能写回的地方。 他一辈子在讲“没有一个凌驾于各方之上的判准”，而他晚年做的事情之一，是为那些无法被表述的冤屈作证。 第七节和第八节要处理这个张力。
第三节说《后现代状况》是一份受委托的报告。这件事要单独一节，因为报告这个体裁本身，正好卡在本章的题目上。
一份报告有三个性质，跟一本哲学专著完全不同：
一，它有委托人。 魁北克省的大学委员会想知道一件具体的事：在发达社会里，知识和高等教育正在发生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二，它必须给结论。 一份只说“这件事很复杂”的报告是交不了差的。
三，它必须能被非专业的人读懂。 读它的是行政官员，不是哲学教授。
而他交的这一份，三条都满足——这正是它传遍全世界的原因，也是它成为他最出名一本书的原因。
它短、它清楚、它有一句可以被引用的话。
而他自己不满意它。
他不满意什么？ 按后来的说法，他认为那本书把事情说得太简单、用了太多他自己并不完全相信的概括（此说按转述，具体措辞未核）。
于是四年后他写了《争执》：极细、极难、大量分析哲学式的编号段落，整本书没有一句可以被摘出来当口号。
而本书要在这里指出一件事，它对本书自己也是一记：
能被交付的和能被说准的，常常是两件事。
那份报告能被交付，因为它有结论、有口号、能被读懂；而他认为说得准的那本，交不出去。
《萌芽》第二十五章讲怀特海时碰到过同一件事（可交付性与彻底性互相拉扯），那一章末尾承认本书选的是可交付那一侧。
利奥塔这一次是反过来的：他先交付了一次，然后回头去追求准确，而准确的那本没人读。
两本书的命运摆在一起，说明的是同一件事：那三句里最难的不是想清楚，是让想清楚的东西走得出去。
他要说的是：不存在一个可以给一切说法做裁决的地方。
先把“元叙事”讲清楚。
元叙事不是一个大理论，是一个用来给知识和制度提供正当性的故事。
他举了两个：
解放的故事（法国大革命那一路）：知识之所以值得追求，因为它让人从愚昧和压迫中解放出来。教育的正当性从这里来：人民要被启蒙。
思辨的故事（德国观念论那一路）：一切知识是一个整体的自我展开，大学的任务是让精神认识自己。这是洪堡式大学的正当性来源。
他说：这两个故事今天都讲不下去了。
那么知识靠什么正当化？ 他给的答案很冷：靠“有没有用”——他用的词是“述行性”（performativity）：投入产出比、效率、能不能提高系统的表现。
回到那场拆迁会。
工作组那套话的正当性来自哪儿？ 不是来自一个关于进步或解放的大故事，是来自“依法依规、标准统一、有依据”。
这正是他说的那个转变：正当性从“这是为了人类的解放”变成了“这是按规矩办的”。
而他那本《争执》处理的是更深的一层。
他区分了两个词：
诉讼（litige）：两造有分歧，可是有一套共同的规则可以判——这是可以打的官司。
争执（différend）：两造的分歧，恰恰在于用哪套规则来判——一方的伤害，在另一方的语言里根本无法被表述。
我亲戚那件事，是争执，不是诉讼。
他要说的事，在补偿表上没有一栏。
而他的一句话说得极狠，大意是：受害者，就是那种失去了证明自己受了害的手段的人（意译）。
第一件：对元叙事的不信任。 上一节讲了。
第二件：小叙事。
大故事不灵了，剩下的是无数局部的、有限的小故事：一个行当有一个行当的说法，一个社群有一个社群的规矩。他说这不是灾难——小叙事有它的活力。
家常话：一个村子有一个村子的规矩，那些规矩没有什么普遍根据，可它管用，而且大家认。
第三件：争执。 上一节讲了。
而他从这里引出一个正面的主张，本书要记下：既然争执无法被裁决，那么至少要做一件事——为那种“说不出来的伤害”作证，并且努力去找新的说法。
他说：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争执找一个裁判，是给那些还没有语言的伤害找到语言。
家常话：“职场霸凌”这个词是后来才有的。 在它有之前，一个人被同事孤立、被排挤，他说不出自己受了什么害——只能说“我可能太敏感了”。 那个词造出来之后，同样的事忽然可以被说了、可以被投诉了、可以被写进制度了。
这个例子是本章的正面部分，第八节要用。
第四件：述行性与知识的商品化。
他 1979 年就预言：知识会越来越被按“有没有用”来衡量，而“有没有用”的标准是系统的效率。 那些不能被转化成信息、不能提高效率的知识，会被边缘化。
家常话：一个学科的存废，今天看的是就业率、经费、论文数——不是看它是不是真的。
第一节讲那张补偿表上没有那一栏，第四节讲争执。这里再推一层，因为这一层是第八节那个回答的依据。
那次会之后过了大概两年，我听说当地的补偿办法改过一次。
改的内容里，有一条是关于居住年限的——住满多少年的老住户，有一笔额外的补贴。
我不知道那一条是不是因为像我亲戚这样的人提过才加的。 多半不是——多半是别的原因（政策统一、上级要求、别处的做法）。
而这件事对本章有用，正是因为它的不确定：
那一条加上去了，可没有人能说清它跟那屋里那半天有没有关系。
为什么说不清？ 因为那天说的话，没有一句留在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那天的记录上有那么一行——“住户某某提出居住年限未被覆盖”——那么两年后那条新规出来的时候，这件事就有了一条可以被追溯的线。
不是说那一行字能促成那条新规（它多半促不成）。是说：有了它，一件事到底有没有被听进去，成了一个可以查的问题；没有它，永远只能猜。
而“可以查”和“只能猜”的分别，就是本书那第三句的全部价值。
利奥塔那套东西关心的是：那半天里，我亲戚说的话有没有被真正听见。
本书关心的是另一件：两年后，那半天还在不在。
两件事不冲突，而且第二件比第一件便宜得多——它只要一行字。
土壤：厚，而且是这一卷里唯一一片带着殖民地经验的土壤。
他在阿尔及利亚看见的那件事——两套说法之间没有公共的裁判，而其中一套是统治的语言——是“争执”这个概念的来源。
分刀：有，而且“诉讼／争执”这一刀是全书最有用的刀之一。
这一刀本书要正式收下，因为它切出了一个本书前面十六章都没有处理的分别：有些分歧可以按规则判，有些分歧争的正是规则。
站住：这一格的情况很特别——他最粗的那本书站住了，最细的那本没站住。
《后现代状况》的那句“对元叙事的不信任”被引用了几十年，而《争执》那套极细的分析（他用了大量分析哲学的语句理论工具）读者少得多。
这个反差本身是本书第四条后果的又一个样本：传出去的总是最容易被接走的那一层。
回写：三句全空，而且这一次空得有一个特别的理由——他论证了裁判的位置不存在。
什么条件下重议？ 无——因为“重议”要有一套规则，而争执恰恰在规则上。
由谁？ 无——任何一个裁判都是在用某一方的语言。
记在哪儿？ 无。
可他有一件跟第三句极其接近的东西：作证。 第八节要处理。
第六节说这一刀本书要收下。这一节把收下的内容写清楚，因为它会改本书那三句的用法。
本书那三句有一个一直没被说出来的前提：双方在同一套说法里谈。
什么条件下重议——要有一套双方都认的“什么算不成立”。
由谁重议——要有一个双方都认的资格标准。
记在哪儿——要有一个双方都认的记录形式。
利奥塔指出：有些场合这个前提不成立，而且不成立的那些场合，恰恰是最要紧的。
所以本书那三句要加一个前置的第零句：
第零句：这件事，双方是不是在用同一套说法谈？
这一句怎么判？ 他给了一个可操作的迹象，本书把它提炼出来：
看一方说的话，在另一方的记录格式里有没有地方放。
有地方放 → 是诉讼：分歧可以按规则谈，三句适用。
没地方放 → 是争执：先别急着按规则办，那套规则本身是争议的一部分。
这个判法很实用，而且可以用在日常的场合：
一份绩效表上，一个人做的最要紧的那件事有没有一栏？
一张病历上，病人最难受的那个感觉有没有地方写？
一份验收单上，工人凭手感知道的那个问题有没有一格？
“没有那一栏”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被指认的事实。
而本书要加的那一句，是利奥塔停下的地方：
没有那一栏的时候，第一件该做的不是作证，是把“这里没有一栏”记在那张表上。
记的方式可以极土：表的最后加一格“其他情况”，而且要求填表人写下来、不许留空。
那一格收集到的东西，三年后就是改表的材料。
这就是本书从争执这一刀里收下的东西：不是取消那张表，也不是控诉那张表，是让那张表带着自己的缺口往下走。
方式一：往深处推——他把“不可通约”推到了语句的层面。
这一节要指认那一步：发生在《争执》里他把不同的“语句体制”处理成互不可比的那一步。
他的做法是：把各种说话方式拆成“语句体制”——描述、命令、提问、评价、许诺——而且每一种有自己的规则。 然后他说：从一种体制的语句，推不出另一种体制的语句。
你从“事情是这样的”推不出“所以应当这样做”。
这一点本身是老问题（休谟那条）。而他往前推了一步：不同的“话语类型”（科学的、法律的、政治的、伦理的）各自把语句连成串的方式不同，而没有一种连法比别的更根本。
于是那屋里那场会，在他那儿的结论是：确实没有共同的地方。
而本书要指认的是：这个结论把“一起造出一套新说法”这件事，变得没有位置。
因为他自己给的那个正面出路（作证、给伤害找语言），恰恰需要一件他论证为不存在的东西：一个双方最终都能用的说法。
“职场霸凌”这个词能起作用，正因为它最后进了制度——进了员工手册、进了投诉流程、进了劳动争议的判例。
也就是说：它从一个受害者说不出口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可以在那张表上填的东西。
它从“争执”变成了“诉讼”。
而这个转变，恰恰是他那套东西讲不出来的。
在他那儿，争执被制度吸收，多半意味着被驯化、被削平——那个伤害的独特性被一个标准词盖住了。
这个担心是真的（一个被归为“职场霸凌”的人，确实会觉得那个词没说出他的全部）。
可另一半也是真的：没有那个词，他连投诉都投不了。
这就是他那一步的实情：他把“没有共同判准”讲到了底，于是“把一件说不出的事，一点点变成可以被处理的事”这个漫长的工程，在他的框架里只能被读成一次削平。
反驳一：他不是不要出路——他明确说了哲学的任务是为争执作证、是给没有语言的伤害找到语言。这正是你说的那件事，你把他读成了只拆不建。
这条反驳用的是他最好的那部分，必须先认。
我让一步：“为争执作证”是一个正面的主张，而且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主张。 它要求人不要急着用现成的话把一件事盖过去，要求人承认“这件事现在还说不出来”。
这是一种真正的克制，而且今天极缺。
而这里要说：作证跟本书那第三句差的是什么。
作证是：我看见了，我说出来，我不让它被抹掉。
第三句是：这件事被记在一个下一个人找得到的地方，带着日期和理由。
两者的分别，在那场拆迁会上看得最清楚。
如果那天有人为我亲戚作证——写一篇文章、拍一段视频、把他讲的那些话记下来——那是作证，而且有价值。
而如果那天的会有一份纪要，上面写着：“住户某某提出，现行补偿标准未覆盖房屋的居住年限与家庭意义，工作组答复：现行标准统一，无此项。”
这一行字不解决任何问题。
可它做了一件作证做不到的事：它把“那张表上没有这一栏”这件事，记进了那张表所在的那套体系里。
三年后如果有人要修订补偿办法，这一行字是可以被翻出来的依据。
作证是对外的，记录是对内的。 前者让世人知道，后者让那套制度自己带着它的缺口。
而这两件都要做。本书只是指出：二十位里没有一位处理过后一件。
反驳二：你举“职场霸凌”这个词进了制度，说这是争执变成诉讼的好例子。可这恰恰证明了他的担心——那个词一旦进了流程，真正的伤害就被简化成了几条可勾选的行为，而那些勾不上的人就更说不出话了。
这条反驳比上一条硬，而且它是对的。
我让一步：任何一个把说不出的事变成可处理的事的动作，都会切掉一部分。 那张投诉表上勾不上的那些人，处境比从前更难——因为现在有了制度，“你没有勾上任何一条”成了一个新的驳回理由。
这是真的，而且是本书要认下的代价。
而这里有一件事：这个代价有没有办法被对付。
有一种办法，而且它正是本书那三句的第三句：把“勾不上的那些”记下来。
一份投诉如果被驳回，理由是“不符合现有条款”——那么把这类驳回统计起来：每年有多少起投诉因为“不符合任何一条”被驳回、它们说的是什么。
这一堆记录，就是下一次修订条款的材料。
而一个没有这类记录的制度，它的条款会一直是它立起来时那个样子。
也就是说：制度化确实会削平；而制度化之后能不能继续长，取决于它记不记录自己驳回了什么。
利奥塔那一记（制度会削平）是对的；本书要补的那一句是：削掉的那部分，可以被记在削它的那套东西旁边。
反驳三：你说“把没有那一栏这件事记在表上”，可决定表上有几栏的人，正是那套让某些话说不出来的力量。你等于在请求压迫者给自己留一个投诉栏。
这条反驳是利奥塔那一边最硬的一记，而且它是政治性的。
我让一步：表是谁设计的，这件事本身有权力在里面。 一个不想听见某些话的机构，不会给你留那一格。
而要说的是两件事实，它们不构成反驳，只是两个可以被观察的东西。
第一件：很多表上那一格是有的，只是没人认真填。
“其他”“备注”“补充说明”——大量表格上有这一格。它多半被留白，因为填了也没人看，因为填了要多花时间，因为填的人知道这没用。
所以在不少场合，问题不是没有那一格，是那一格是死的。
而让它活起来，比争取一格新的要便宜得多：只要有人定期把那一格里的内容汇总一次。
第二件：那些表并不都是由压迫者设计的。
一份医院的病历表、一份学校的评语表、一份验收单——多数是由同一行当里的人，为了把活干好而攒出来的。
它们漏掉某些东西，多半不是因为有人要压制，是因为当初设计的人没想到。
而“没想到”是可以被补的；“故意不留”才需要斗争。
本书处理的是前一种，而且本书承认这是本书的适用范围：手续对付得了没想到，对付不了故意。
这一条《萌芽》末尾承认过，本书从第十七章起把它写得更死：那三句在一个愿意把事情做好的地方管用；在一个不愿意的地方，它们只会变成表演。
而这不是放弃——因为愿意把事情做好的地方，比想象的多。
结算一句新话： 利奥塔看见了一件本书前十六章都没处理的事——有些分歧不是可以按规则判的纠纷，而是连规则都在争的争执；受害者就是那种失去了证明自己受害的手段的人。 而他把“没有共同判准”推到了底，于是那件最要紧的工程——把一件说不出的事一点点变成可以被处理的事——在他的框架里只能被读成一次削平。
跟哈贝马斯吵——这是卷三最正面的一场对立，而且下一次出场是在第二十章。
哈贝马斯要的是：通过不受强制的论辩达成共识。
利奥塔说：共识本身就是可疑的目标。 他有一句很重的话，大意是：共识是一个过时的、可疑的价值；要的不是共识，是差异（意译）。
他的理由不是抬杠：他在阿尔及利亚看见过“普遍的共识”是怎么运作的——那套普遍语言恰恰是统治的语言。
这一记是本书卷三两队人之间那道缝的最清楚表述，第二十章要从哈贝马斯那边再看一次。
跟马克思主义吵，而且是从内部出来的。 他在“社会主义或野蛮”待了十二年，1966 年退出。 他后来批的是：把历史讲成一个有方向的故事、把无产阶级讲成历史的主体，这也是一个元叙事。
跟“知识为了解放”这个故事吵。 第四节讲过。
跟自己那本最出名的书吵。 他说《后现代状况》是他最差的一本。这一条要记，因为它是二十位里少见的一次公开的自我贬低——而且被贬的那一本恰恰是传得最广的。
四场吵的共同形状：他每一次都在拆那个“大家都能同意的地方”。 而他自己的出路（作证），是不需要大家同意的。
哈贝马斯（1980 年代那场论战）——对手阵营。
他的批评大意是：放弃共识这个目标，等于放弃了批判的根据。 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大家都能认的东西，那么反抗不义靠什么？
这一记敲在“回写”那一格： 拆完之后按什么办——这正是本书总论预言二说的那一格。
罗蒂（1980 年代，同属“后现代”一边却不同意他）——同阵营内部。
罗蒂的批评大意是：利奥塔把这件事搞得太悲壮了。 没有元叙事不是一场危机，日常的对话本来就不靠元叙事，大家一直是在小范围内互相说服的。
这一记敲在“土壤”那一格： 你那片底子太紧张了，实际的生活没有那么多不可通约。
（罗蒂在下一章有自己的一章，到时候要用同样的三句查他。）
从政治实践那边来的批评（1980 年代起，多位）——部分同阵营。
批评大意是：“不可通约”在实践里的效果，常常是让弱势的一方更没办法。 一个工人要跟公司谈，他需要的恰恰是一套双方都认的东西（合同、劳动法、工时记录）；告诉他“你们之间是争执，没有共同判准”，帮不上他。
这一记敲在“站住”那一格，而且它跟第十五章那一记（赞美流动的人有稳定位置）是同一路的。
三记合起来：一记说拆完没法办（回写），一记说底子太紧张（土壤），一记说对弱者没用（站住）。
预言二第四个读数：三记中一记在回写格。
前三位累计（福柯、德勒兹、德里达）：九记中一记；加上本章，十二记中两记在回写格。
预言二仍然不成立。照实登记。
第五节用了这个例子，第八节两条反驳围着它转。这一节把它当成一个案例查一遍，因为它是本书能找到的、“争执变成诉讼”最完整的一个实例。
大致的过程是这样的（各国不同，这里按通行的叙述讲，具体年份与立法细节未逐一核）：
第一步，没有词。 一个人被同事长期孤立、被安排做不可能完成的活、被当众奚落——他能说的只有“我跟他们处不好”“可能我太敏感”。 这正是利奥塔说的受害者：失去了证明自己受害的手段。
第二步，有人造了词。 1980 年代，一位研究者用一个原本描述动物群体行为的词来描述职场里的这种现象，并且给了它一组可观察的特征（频率、持续时间、力量不对等）。
第三步，词被研究、被争论、被修正。 什么算、什么不算，成了一个可以被讨论的问题——而“可以被讨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第四步，进了制度。 员工手册、投诉流程、劳动法规、判例。
用本书三句查这套制度：
什么条件下重议？ 有——当出现大量“符合直觉但不符合条款”的案例时。
由谁？ 有——立法机构、法院、行业组织。
记在哪儿？ 有——判例、修订说明、统计。
三句全有。而它花了三十年。
这个案例对本书有两个用处。
第一个用处：它证明了“争执可以变成诉讼”——不是必然，但确实发生过。
而关键的一步是第二步：有人给了它一组可观察的特征。
不是给了它一个名字（名字是空的），是给了它一组别人可以拿去对照的特征。
这正是《萌芽》里“判据”的定义：说得清什么条件下算它不成立。
第二个用处，而且是对利奥塔那一记的正面回应： 那组特征一定切掉了一些东西——总有人的遭遇符合直觉却对不上那三条。
而正因为它是一组明确的特征，那些对不上的人可以指着说：“我这个对不上第三条，可它就是霸凌。”
一个明确的判据，给了不符合它的人一个可以指着说话的地方。
一个含混的说法（“要有良好的职场氛围”）做不到这一点——你没法指着它说自己对不上哪一条。
这一句是本章最要紧的一句，也是本书对整个卷三的一个回答：
明确的判据不是压制例外的工具，它是例外得以被指认的条件。
误读一：后现代＝怎么都行、没有真假。
他从没这么说。“对元叙事的不信任”说的是那些用来给一切提供正当性的大故事不灵了，不是说具体的判断没有真假。 一个科学命题在它自己那套规则里照样有真假。
误读二：“争执”就是意见不合。
太浅。争执的要害是：一方的伤害在通行的语言里无法被表述。 一般的意见不合，双方至少能把分歧说清楚——那是诉讼。
误读三：《后现代状况》是他的代表作。
从传播上看是，从他自己看不是。 他认为《争执》才是他认真的那本。而这两本的命运差别，本身就是本书要讲的那件事。
他会认出的东西：他 1979 年关于“述行性”的那个预言，今天到处都是。
一个东西值不值得做，看的是它能不能被度量、能不能提高效率、能不能变成可交付的指标——而“这件事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在多数表上没有一栏。
他会说：我四十多年前就写在那份报告里了。
他会说对。
而今天有一件他没有预见的事：那些“没有一栏”的东西，今天连争执的机会都没有了。
那场拆迁会至少还是一场会。 我亲戚把他那些话说出来了，工作组的人听了，虽然那些话进不了那张表。
而今天很多决定，连一屋子人坐下来的环节都没有。
一个账号被判定违规、一份申请被自动驳回、一个人因为某个分数被排除在外——没有会，没有对面，没有一个可以把“你那张表上没有这一栏”说出口的场合。
在他那儿，争执的悲剧是“说了但进不了场”；今天的形态是“连说的场合都没有”。
而这个新形态，反而让本书那三句变得更基础：
在能说的时候，要的是他讲的那件事——为说不出的伤害作证。
在连说的场合都没有的时候，第一件事是争取那个场合，以及争取“驳回要给理由、理由要被记下来”。
他那套东西管第一件，管不了第二件。
利奥塔说：大故事不灵了，而且没有共同的判准。他为此感到严重。
下一章的罗蒂说：那有什么关系。
这两位是本书里最有意思的一对：同在“后现代”这一边，对同一件事的态度完全相反。
利奥塔认为失去元叙事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处境，需要作证、需要为无法表述的东西找语言。
罗蒂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本来就是靠日常的互相说服过日子的，不需要哲学给一个地基。
而第十八章要看的是：一个说“别再找地基了、接着谈就行”的人，他那套东西里，谈话在哪儿结账。
第六之二节收下了“诉讼／争执”这一刀。这里收下第二件，而且这一件是对本书自己的一记警告。
那件东西是：不要用“已经有程序了”去堵一件还没有语言的事。
本书主张三句，而三句最容易被误用的方式，正是这一种：
“你的意见？投诉流程在那儿，去走流程。”
“这件事有规定，按规定办。”
“你可以在备注栏里写。”
每一句都是在说：我们这儿有程序，所以你的问题已经被安排好了。
而利奥塔要说的恰恰是：有些事，现有的程序处理不了，而且处理不了这件事本身要被看见。
所以本书那三句要加一条使用限制，写死在这里：
当一个人说不出自己受了什么害时，第一件事不是把他推进流程，是承认“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地方放”。
承认这一句，不解决任何问题；而不承认这一句，那个人连开口的地方都没有。
这一条对本书是必要的，因为本书从头到尾在鼓吹手续，而手续最恶劣的用法就是拿它去堵人。
《萌芽》第三十一章第九节那个两难（一考核就变假）说的是手续会被表演；这一条说的是另一半：手续会被用来堵嘴。
两件都是手续的病，而且都不是手续本身能治的。
结算。 回到那场拆迁会。
工作组的人很耐心，我亲戚也把话说完了。
而那些话进不了那张表。
利奥塔把这件事说透了：那不是他输了理，是他那一整套话没有地方可放。
可那天还有一件事我记得：会开完，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留下来，又听我亲戚讲了半小时那棵枣树。
他什么也没做——他做不了什么。
如果他做了一件很小的事：在那天的记录上加一行“住户提出房屋居住年限与家庭意义未被现行标准覆盖”——
那件说不出的事，就在那套说不出它的体系里，留下了一个可以被翻出来的痕迹。
为伤害作证，是让世人知道。把“这里没有一栏”记进那张表，是让那张表带着它自己的缺口。
两件都要做，而二十位里没有一位处理过后一件。
第一个洞。 我在第八节说“把勾不上的那些统计起来，就是下一次修订的材料”。这句话我说得太顺了。
一个制度愿不愿意统计自己驳回了什么，这件事本身取决于利害。 一个靠“驳回率低”考核的部门，绝不会认真统计这个。
这是《萌芽》第三十章末尾那句老话的又一次：手续可以对付遗忘，对付不了利益。
本书到第十七章为止，仍然没有办法。
而这一章比别章更刺眼，因为利奥塔那套东西恰恰是关于权力与语言的——他会说，你那个“统计驳回”的提议，天真得可笑。
我承认它天真。我保留它，因为天真的提议至少可以被试；而“没有共同判准”这个结论，什么也试不了。
第二个洞。 本章的家常例是拆迁谈判，而这是一件牵涉真实利害与真实苦楚的事。
按《萌芽》的纪律：不渲染不幸，不借一件沉重的事给自己的论点加分量。
我在写的时候尽量只用它的形式（两套话、一张表、没有那一栏），没有写补偿数额、没有写最后的结果。
而我要承认：这一章的说服力有一部分来自那件事本身的分量，而不是来自论证。 这跟上一章用我爸那张纸条是同一个毛病，两章连着犯了两次。
剩下三章要换成不带这种分量的例子。
预言一登记。 利奥塔：什么条件下重议——无（重议要有规则，而争执在规则上）；由谁——无（任何裁判都在用某一方的语言）；记在哪儿——无，但“作证”是一个接近的动作，算半句。 合计半句。
判为无修订程序。
累计：无修订程序 14，有修订程序 3（杜威、西蒙东、库恩）。
按卷二那条规律（拿什么当例子决定落点里有没有人）：他拿“语句体制”当例子 → 没有人 → 无。规律核准，第九次。
（第十七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