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斯·巴特勒（1956— ）
一句话：我们以为先有男人女人这两种人，然后他们各自表现出男性和女性的样子；她说反过来——是那一套天天在重复的做法，造出了“有两种人”这个印象。
读完带走三样：一个问题——这件事是“他本来就是那样”，还是“他每天都在被要求那样”？一个动作——留意那些谁也没规定、可你不做就会不舒服的动作。一个提醒——你把什么算成“一条值得哀悼的命”，就暴露了你心里那条线画在哪儿。
一个男人在会上要哭出来了。他没有哭。他清了清嗓子，说“抱歉，我有点感冒”。没有任何人规定他不能哭。可他知道，哭了会怎么样。
一个女孩在饭桌上说了一件她很懂的事，说得很好。回家路上她妈妈说：“你这样会没人喜欢的。”
一个男孩两岁半，伸手去拿商场里那双闪着亮片的鞋子。大人说：“这是女孩子穿的。”他不明白，可他记住了。
再看一件更细的。你走路的步幅，坐下的姿势，说话时手放在哪里，笑的时候出不出声，生气时是拍桌子还是沉默——这些没有一样是有人明文教过你的，可你从很小就练得很熟了；而且如果你今天换一套来做，你自己会先觉得别扭。 别扭这件事很说明问题：那说明它已经长进你身上了，不只是别人对你的要求。
这些事有一个共同的形状：没有人下命令，没有一条明文，可它极其有效，而且它的效果是让人相信“这是本来就有的”。 一套规矩最成功的时候，是所有人都不觉得它是规矩的时候。
第十六章讲过波伏娃那句名言：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 她写了一千页，讲那个“变成”的过程。可她留下了一个没动的东西：变成的是“女人”这个社会角色；而“女性”这个生理事实，她当成了起点。
1990 年，一位三十四岁的美国哲学家出了一本书，接着往下问：那个“起点”本身，是不是也是被造出来的？ 我们凭什么认为，世界上的人天生分成整整齐齐的两类，而且这两类分别配着两套性格、两套穿法、两套活法？
这本书叫《性别麻烦》。它极其难读，出版时也没有人想到它会怎么样。三十多年后，它是二十世纪末影响最大的一本人文学术著作之一——支持者奉它为底本，反对者拿它当头号靶子，而两边的很多人都没有读完它。 这本书确实难读——难到本书要用一整节来还原它。
她叫巴特勒。这一章要做的，是把她那套被误读得最厉害的东西，尽量说清楚。顺带说明一件事：这一章只讲她的论证本身，不涉及当下那些具体的政策争论——那些争论有它们自己的复杂性，也不是一本哲学入门书能处理的。
土。 1956 年，巴特勒生在美国克利夫兰，犹太家庭。母亲这一边的亲属，大部分死在纳粹的匈牙利。这件事在她后来的工作里一直在场——她关于“谁的命被算作一条命”的追问，源头在这里。
她十四岁的时候，因为在课上太爱顶嘴、成绩也乱七八糟，被犹太学校的拉比“罚”了：罚她每周单独来上一对一的辅导课。 她说这是她一生的转折——一个惩罚变成了她一辈子的礼物：她被允许自己挑题目，于是她挑了三个：斯宾诺莎（一个被逐出犹太社群的哲学家），德国唯心论里的存在主义神学，还有一个直白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犹太人，在那样的处境里，仍然没有失去信仰？
她后来说，她最早关心的问题其实是那个最老的：一个人在一个不承认他的世界里，怎么活下去。
路。 她在耶鲁读哲学，博士论文写的是黑格尔的“欲望”概念在二十世纪法国哲学里的接受史——她的底子是德国哲学，不是后来人们以为的“法国理论”。
形状。 1984 年，一个在冷门题目上训练极扎实的年轻哲学博士。
回写。 那几年的训练留下了一样东西：她习惯从“一个概念是怎么被用起来的”入手，而不是从“它是什么”入手。
土。 八十年代的美国女性主义内部正在吵一件大事。一边说：我们要为“女人”争取权利。另一边（黑人女性主义者、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女同性恋者）说：你们说的那个“女人”，其实是白人中产异性恋女性；你们用它当主语的时候，把我们排除了。
她自己也在两头不讨好：她是女同性恋者，在那个年代的学术环境里，这既是一个身份，也是一个麻烦；而她自己也不觉得“女同性恋”这个标签能装下她。
路。 她写了一本书来处理这件事。她的思路很怪：如果每次用“女人”这个词都会排除一批人，那也许问题不在于我们用错了词，而在于“这个词该有一个明确的指称”这个假定本身。
形状。 1990 年，《性别麻烦》。
回写。 起初它只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流传。然后它爆了：几年之内被译成几十种语言，成了性别研究这门学科的奠基文本之一，也被无数人拿去用在和性别无关的地方。
土。 这本书引来了两类批评，而且都很重。
第一类： 你把性别说成“表演”，那是不是意味着一个人每天早上可以挑一个性别穿上，像挑衣服一样？如果是这样，那些真实的、不可选择的痛苦怎么办？
第二类： 你把身体也说成是被话语构成的，那身体的物质性呢？疼痛、怀孕、生病、衰老，这些难道也是“话语”？
路。 1993 年，她出了《身体之重》来回应。她说：表演不是表演一场戏，不是一个人自由挑选的角色；她用的那个词更接近“引用”——像法律条文一遍遍被引用那样，一个人是在重复一套早已存在的规范，而且他没有不重复的自由（不重复要付代价）。至于身体：她从没说身体不存在；她说的是，我们能谈论身体的每一种方式，都已经带着一套框架了——而这不等于身体是假的。
她还在这本书里做了一件对她很要紧的事：她花了大量篇幅讨论那些被这套规范排除在外的人——那些“不被算作一个可理解的人”的存在。
形状。 一个一边被奉为教主、一边花大量时间说“我不是那个意思”的人。
回写。 1998 年，她的一段文字被一本学术期刊评为“年度最差写作”。这件事让她第一次公开回应文风的问题。她的辩解值得记下来，因为它和第二十六章德里达那一处几乎一样：她说，一句读起来很顺的话，常常是因为它符合我们已有的习惯；而如果你要说的恰恰是那套习惯本身有问题，你的句子就没法太顺。 本书的评语也和那一章一样：理由成立一半，代价是另一半——一套没法被简明复述的东西，注定要被别人替你复述。 本书里这已经是第三次说这句话了（德里达，德勒兹，这里）。
土。 2001 年之后的美国：战争，反恐，爱国主义的高压。
路。 她的重心变了。2004 年《脆弱不安的生命》，2009 年《战争的框架》。她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的死会上头版、会有讣告、会有人为他们降半旗，而另一些人的死只是一个数字？
她造了一个词：可悲悼性——一条命是不是被算作“一条可以哀悼的命”。她说，这不是一个感情问题，是一个框架问题：在一场战争的报道里，哪些死者有名字、有照片、有家人受访，哪些只有伤亡数字——这个安排，事先就决定了公众会为谁难过。
而这件事和她早年的工作是同一件事：“谁算一个可理解的人”和“谁的命算一条命”，是同一条线的两端。
她还写了一本关于非暴力的书。她的说法很特别：非暴力不是一种温和的性情，它是一种立场——它要求你把那个你最不愿意承认的人，也算进“不可被杀的人”里。
形状。 她成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被阅读、被攻击、也被翻译最多的在世人文学者之一。她的一些公开立场（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于性别法律）让她在多个国家遭遇激烈抗议：2017 年在巴西，抗议者烧了她的肖像。
回写。 她的回写是本书里最两极的一种：在学术上，性别研究、酷儿理论、政治理论、文学理论都建立在她的工作上；在公共舆论里，“巴特勒”这个名字在很多地方已经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符号——用来指代一整套被支持者和反对者各自简化过的东西。
前面三十四章数过各种回写。巴特勒这一种可以叫名字被没收型：一套极其细致、充满限定和自我修正的论证，在公共讨论里被压成了一两句口号，而支持和反对的双方用的往往是同一句被压过的口号。
老看法。 一个人先是男的或者女的，然后他表现出相应的样子。表现是结果，身份是原因。
她怎么翻。 她说：没有一个先于这些做法的“性别”在那儿等着被表达出来。 那些做法——走路，说话，穿衣，谁付账，谁记着家里的琐事，谁在会上先开口——它们不是一个内在性别的外在表现，它们才是那个性别被造出来的方式。
她用了一个从语言哲学借来的词：操演。这个词本来讲的是一类特别的句子：当法官说“我宣判”，当司仪说“我宣布你们结为夫妻”——这些话不是在描述一件事，它们是在做成一件事。 她说，性别就是这样一类东西：它不是在描述你是什么，它是在一遍遍做成你是什么。这里的语法很要紧：不是“我是一个女人，所以我这样做”，而是“我一遍遍这样做，于是我是一个女人”。 前一句里因果是从内往外的，后一句是从外往内的。
这里有一个极容易被漏掉的关键词：重复。 一次做不成任何事，是一天一天、几十年、从两岁开始的重复，才让一个人看上去“天生就是那样”。而且这套重复是被要求的：不照做要付代价——被笑，被排斥，被打，被认为不正常。
由此她得出了那句最有名、也最被误读的结论：性别是一种做（doing），不是一种是（being）；而所谓“一个在这些行为背后的性别身份”，是这些行为自己造出来的一个效果。
打个比方。 一条被走出来的小路。你看见它，会以为“这里本来就该有一条路”。其实是先有人走了第一遍、第二遍、一千遍，草才踩秃，土才夯实，路才显出来。路不是走出来的原因，是走出来的结果。 而一旦它显出来，后来的人就会自然而然地照它走——并且觉得别的走法“不对”。
别误会。 这是这本书被误读得最厉害的一处，值得写清楚。
第一，“操演”不是“表演”，不是一个人每天早上挑一个性别穿上。 她本人反复澄清过：你不是那个自由地选择角色的人；你是被一套早已存在的规范造出来的，而且你没有不重复的自由——你可以偏离，但要付代价。
第二，这不是说性别是假的、随便的。 恰恰相反：一个被几十年重复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比任何“天生的”东西都更结实、更难改。 说它是被造出来的，不是说它轻：一条被踩了三十年的路，比刚画上去的线难改得多。
第三，她不否认身体。 下一件事会说。
老看法。 生理性别（身体）是自然的、给定的；社会性别（角色）是文化加在上面的。这个区分在波伏娃之后被广泛接受，也确实解放了很多人。
她怎么翻。 她说，这个两层的图画有一个漏洞：它把“身体”当成了一块中立的、先于一切文化的底板。 可实际上，我们对身体的每一次认识，都已经在一套框架里了。
她举的是最直白的例子：一个孩子出生，医生说“是个女孩”。这句话像是在描述一个事实，可它同时做了一大堆事——从这一刻起，这个孩子被安进了一整套预期、称呼、颜色、期待和未来里。 她管这个叫“女孩化”：它不是一次命名，是一个持续几十年的过程，而且它要被反复重申才有效。
她还指出了一件更基本的事：我们为什么认定人只有两类，而且必须整整齐齐？ 事实上，人类的身体在染色体、性腺、激素、外形上，存在相当数量的中间情况。而医学在过去几十年的常规做法是：给这些孩子做手术，把他们归进两类中的一类。 她说，这件事最说明问题：如果“两类”真的是纯粹的自然事实，那为什么需要动刀子来维持它？ 这一问在她的全部论证里，大概是最难被反驳的一句。
所以她的结论是：“生理性别”不是社会性别之前的那一层，它本身就已经是被一套框架切出来的。
打个比方。 彩虹。物理上，光的波长是连续的，没有任何地方有一道分界线。可我们说彩虹有七种颜色——不同的文化数出来的颜色数目并不一样。 说“七”是文化切出来的，不等于说光是假的；它是说：那几条线是我们画的，而画完之后，我们会觉得它们本来就在那儿。
别误会。 第一，她不是说身体不存在、疼痛不真实。她明说过：“身体的物质性”她从未否认；她否认的是“我们能有一个不带任何框架的、纯粹自然的身体”。 第二，这也不是说人的差别是幻觉——是那条“必须整整齐齐两类、而且不许有中间”的规定，是人造的。
老看法。 要反抗一套规范，得站到它外面去，从一个不受它影响的位置上反对它。
她怎么翻。 她说，没有那个外面。你是被这套规范造出来的，你反对它用的语言、你的欲望、你觉得什么叫“自由”，都带着它的印子。
那还有没有出路？ 她的答案在“重复”这个词上：既然这套东西必须靠不停地重复才能维持，那么它就永远有出岔子的可能。 每一次重复都不是完美的复制（第二十七章德勒兹讲过同一件事）；而那些不完美的地方，就是缝。
她举的例子是变装。一个男人扮成女人，做得惟妙惟肖。这件事好笑吗？她说，笑点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而它真正揭示的是另一回事：如果“女性气质”可以被一个人如此成功地做出来，那说明它本来就是被做出来的——只不过平时做它的人，被认为是“天生就那样”。变装不是在模仿一个原件；它揭示的是，那个所谓的原件本身也是一次模仿。
她在这里还加了一句很要紧的限定，后来常被忽略：她并不认为变装本身就是颠覆。 它也可以是纯粹的娱乐，可以被商业收编，甚至可以强化它模仿的那些刻板印象。它只是让一件事显了形——显形和改变，是两回事。
所以她给的出路不是“推翻”，是“重复得不一样”：在必须重复的地方，做一点偏移；久了，那条被踩出来的路，就会改道。
打个比方。 一份用了十年的合同模板。谁也没规定不能改，可人人都在复制粘贴。改变它的办法通常不是开会宣布废除，是有人在某一次里改了一条，下一个人照着这一版复制，三年后所有人用的都是新的。
别误会。 第一，这套“出路”被批评为太弱：在一套压得很实的制度面前，“重复得不一样”能顶多大用？ 这个批评有道理，第五节要算。第二，她后来自己也往前走了——从“个人重复里的缝”，走到了集体的、身体上街的那种反抗：她写过关于集会的书，说一群人的身体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本身就是一种“说不”的方式。
这是她后半生的工作，也是本书认为她最要紧的一部分。
老看法。 每条人命都同等宝贵。
她怎么翻。 她说：在原则上是的；可在实际运转的层面上，从来不是。
她的证据是日常的：一场灾难里，有些死者有名字、有照片、有生平、有家人的采访；另一些只有一个数字。一场战争里，一边的伤亡被逐个报道，另一边的被称为“附带损害”。这不是某个人的恶意，这是一套框架——它事先就决定了哪些死会被感受为“一条命的失去”。
她管这个叫可悲悼性。她的说法很锋利：一个人的命是不是被当成一条命，可以从一件事上看出来——如果他死了，会不会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损失。 而这件事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一条不会被哀悼的命，在它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不被当成一条完整的命在对待。
由此她提出了一个正面的东西——这是她全部工作里最接近“根据”的一样：脆弱。 她说，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可取消的处境：我们都依赖别人才能活；我们的身体都可以被伤害；我们都会失去我们所爱的人。 而这不是一种弱点，它是人和人之间那条底线的来源：正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被伤害，所以才有“不可被这样对待”这回事。
她还由此讲了一件对普通人很有用的事：哀悼不是一件私人的事。 一个人失去了所爱的人之后，他不只是“少了一个人”，他整个人的形状变了——因为他本来就是由那些关系构成的。所以她说，哀悼让人看见一件平时看不见的事：我们从来不是一个个独立的原子；失去谁，你自己就少一块。
打个比方。 讣告版面。一家报纸为哪些人发讣告，篇幅多长，配不配照片——这份安排从来不是随机的。你不必去查一个社会的宪法，看它的讣告版就知道它把谁算作一个完整的人。 这个办法可以用在任何规模上：一个单位的年终表彰名单，一个家庭的相册。
别误会。 第一，这不是要人“对所有的死一样难过”——那办不到，人的心力有限。她要说的是：去看那个安排，并且知道它是一个安排。 第二，她从这里得出的政治结论（关于战争、关于难民、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争议极大；本书的处理和上一章一样：她的判据和她的具体结论，要分开看。
场景一：找出那些“没人规定、但你不做会难受”的动作。 花几天留意自己：哪些事没有任何人要求过你，可你不做就会不自在？男人在酒桌上不能不喝，女人不能显得太能干，年轻人不能在会上直接反对领导，父亲不能在孩子面前哭。这些就是那条被踩出来的路。 它没有写在任何地方，可你走了三十年。 认出来不等于要反抗——很多路走着省力；可你至少知道了，那是路，不是地形。
场景二：给家长——那些“这是男孩子/女孩子的”。 两三岁的孩子伸手去拿一样东西，大人一句“这是女孩子玩的”，他不明白，可他记住了。这一章要提醒的不是“不许说”，是留意这句话的频率和方向：一个星期里，你对孩子说了多少次“这不适合你”，多少次“你可以试试”？孩子最终长成什么样，不取决于哪一次，取决于那个比例。 一次说错不要紧，一万次同一个方向才是那条路。
场景三：夸奖的方向。 这一条和第十六章那条配套：留意你夸男孩和女孩用的词是不是不一样（勇敢／乖，聪明／漂亮，有主见／懂事）。夸奖是最温和、也最有效的重复。
场景四：改一次模板。 这是这一章给普通人最实用的一条。你所在的地方有一堆没人规定、可人人照做的做法：会议谁先发言，材料怎么写，聚餐谁买单，孩子谁接送，家里谁记着老人的药。改变它们的办法通常不是开会宣布，是有人在某一次里做得不一样，然后被复制。 挑一件你真正在意的，改一次，看它会不会被抄走。
场景五：看一眼讣告版。 这个动作可以推广：留意你身边的“谁算数”的安排。 一场事故里，哪些人被报道了名字，哪些人只是数字；一个单位里，谁走了会开欢送会，谁走了连通知都没有；一个家里，谁的意见会被认真记下来。这些安排从来不是随机的，而且它们通常没有人明说过。
场景六：说不清楚的时候，别急着归类。 一个人的处境、身份、感受不合你手里那几个格子的时候，最省事的做法是硬塞进一个格子。这一章要说的是：格子本身是人画的；塞不进去，未必是那个人有问题。 具体做法很简单：多问一句“那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而不是“那你到底算是哪一种”。 前一句是在听，后一句是在填表。
场景七：分开判据和结论。 和上一章一样，这是对付一个争议极大的思想家的正确读法。你可以接受她那条判据（一样东西如果要靠不停重复才维持得住，那它就是被造出来的），同时不接受她某些具体的政治结论；条件是说得出你在哪一步下车。反过来，因为不喜欢她的某个立场就拒绝整套分析，是偷懒。
场景八：“脆弱”那一条，可以直接用。 她说人和人之间的底线来自一个共同的处境：我们都要依赖别人才活得下去，都可以被伤害，都会失去所爱的人。 这句话不需要任何理论就能用：下一次你要判断该怎么对待一个人，先想这一条，再想别的。
场景九：做一次“如果他不做会怎样”的测试。 判断一件事是“本来如此”还是“被要求的”，有一个很土的办法：想象一个人不照做，看会发生什么。 一个男人在同事面前哭了，会发生什么？一个女人在会上像男同事那样直接打断别人，会发生什么？一个孩子穿了“不该他穿”的颜色，会发生什么？如果答案是“什么也不会发生”，那它多半真的只是习惯；如果答案是一串很具体的后果，那它就是一套被维持着的规范。
本书从第一章起做同一个动作：把“本来就有”的改判成“长出来的”。到这一编，这个动作已经用在了价值、自我、时间、真理、知识、人的本质、女人、恶、理性、正常、“我”。
巴特勒把它用在了最后一块被认为不可动的地方：身体的性别。
第十六章讲波伏娃时，本书写过一个四步的循环：一套安排把某一群人放在一个位置上；位置把人造成某种样子；这个样子被当成证据，说明他们本来就适合那个位置；安排因此加固。巴特勒做的，是把第四步的底再往下挖了一层： 连“他们本来是哪两类人”这件事，也是被那套安排切出来的。
用土、路、形状这把尺量，她的位置非常清楚：她是本书里把“路造出形状”这件事，说得最不留余地的一位。
她那个“操演”，用本书的话说就是：一个形状之所以看上去是现成的，是因为有一条路在天天走它；路走得够久、够整齐，形状就显得像是本来就在那儿。 第三章讲过特征律：差异在流，流出了稳定。巴特勒讲的是这条规律在人身上最贴身的一次：一个“我是什么人”的稳定，是几十年重复出来的。
而且她给了这条规律一个极有用的推论：凡是要靠不停重复才维持得住的东西，都不是“本来就有”的。 这可以当成一条判据直接用——看一样东西需不需要被不断重申、需不需要惩罚偏离者。 真正自然的东西不需要：没有人需要立法规定水往低处流，也没有人需要从小提醒一个孩子“记住你要呼吸”。
第二样，她的“可悲悼性”，本书要收进工具箱。它和前面几处接得极紧：第十九章阿多诺问“你把什么漏在了外面”，第二十八章给罗尔斯补的“谁不在场”，第二十章列维纳斯那张脸。巴特勒给了这条线一个最锋利的检验：看谁死了会被当成一个损失。 这个检验的好处是它极其具体、可以当场查——讣告版，伤亡报道，欢送会，一份名单上有没有他的名字。
第三样，她晚年的“脆弱”，是本书那条“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上的一个重要补充。第三十二章麦金太尔晚年补上的“依赖”，第二十章列维纳斯那张脸，第十六章波伏娃的“看不见的劳动”——四处合起来指着同一件事：任何一套只为“独立、健全、能干活的成年人”设计的东西，都漏掉了每个人迟早都要待很久的那块地。
这一处和第二十六章德里达那一处几乎一模一样，可代价更大。
她的辩护（顺畅的句子会把你带回已有的习惯里）有它的道理。可她这套东西涉及的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是几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和几十个国家的立法辩论。 在这种地方，一套没法被简明复述的东西，会发生一件必然的事：它被别人替你复述，而且是被最想歪曲它的人替你复述。
事实也是如此。“性别是表演”这句话——她本人反复否认过的那个读法——今天是支持者和反对者共同使用的版本。她花了三十年澄清，没有追上。
本书的态度和第二十六章一致：难可以，但要留一个能被复述、能被检验的落点。 而这一章第三节里那几条能讲清楚的——重复造出形状；要靠重复维持的就不是天然的；变装揭示的是原件也是模仿；看谁的死被算作损失——恰恰是她影响最深、也活得最久的部分。
“重复得不一样”作为一条洞见是准的；作为一条出路，它太轻。
一个在工厂流水线上的女工、一个乡下的老人、一个没有资源的青少年——他们“重复得不一样”的空间有多大？ 偏离是要付代价的，而付得起代价的人，恰恰是那些本来就有资源的人。于是这套出路有一个阶级上的偏斜：它在大学里、在文化行业里最好用。
她后来自己往前走了（从个人的偏移走到集体的、身体上街的行动），这是对的方向。可从“操演”到“组织”的那一段，她始终没有给出多少具体的东西。
SDE 在这里的接法，是把前面几章攒的东西接上：一条路要改，光靠个别人走得不一样不够，还要有三样。 第一，有人接（第二十四章库恩说的：改判是社会过程，要有一批人跟着改）。第二，有制度上的落点（第三十章哈贝马斯说的：被管的人要能成为规则的作者）。第三，改完之后要有人担（第十三、十四章那条：判错条款在承担里）。只有偏移，没有这三样，一条新路走不出来。
这一条其实是本书后半部最常回来的一个判断，值得在这里说全：一件事要真的改，需要四样——有人先做得不一样，有人接着做，制度上有个落点，出了事有人担。 缺第一样是死水，缺第二样是孤例，缺第三样是运动过后一切照旧，缺第四样是谁也不敢真的改。
这是本书要对她、也要对所有“建构论”说的一句话。
“它是被造出来的”这个发现极其有力——它打破了“天经地义”。可它常常被顺手推出一个不成立的结论：既然是造的，那就可以改；既然可以改，那就可以按我们想要的样子改。
不成立的理由，本书前面已经给过三处：
所以“造出来的”和“可随意重造的”之间，隔着整整一片土。 这一条既是对反对者说的（别用“天然”来堵住讨论），也是对支持者说的（别以为改了说法就改了事情）。
第一处：难可以，但要留一个能复述的落点。
第二处：改一条路，除了偏移，还要有人接、有制度落点、有人担。
第三处：造出来的，不等于可随意重造的。 要问它长了多久、长在多深的地方、拆掉之后拿什么替代。
最后说今天。这一章那条判据——要靠不停重复才维持得住的，就不是天然的——今天有一个新的用处，而且方向和她原来的有点不同。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重复”可以被批量生产的时代。一个形象、一种说法、一套关于“人该是什么样”的标准，可以被极低成本地生成、推送、重复亿万次。按她的分析，这正是那套机器最有力的地方：它不需要说服你，它只需要重复。 而且它比传统的那套厉害得多——传统的重复靠的是身边的人，你至少还能看见是谁在要求你；现在的重复是被单独送到每个人面前的，你甚至不知道别人看到的和你不一样。
第三章以来一路追下来的那个问题（是谁在安排世界向我显现的次序），在这一章有了一个最贴身的版本：当一套“你该长成什么样”的标准，被按每个人的弱点单独生成、每天重复几百次的时候，一个人还有多少“重复得不一样”的余地？
这个问题她没有回答，可她给了回答它所需要的那把尺——而这把尺，本书最后三章还要一再用到。
| 她给了什么 | 她留下了什么 | |
|---|---|---|
| 土（在什么处境里） | 规范先于“自然”：连两类的划分本身，也是被切出来的 | 出路有阶级偏斜：能偏离的人本来就有资源 |
| 路（怎么一步步变的） | 最满——操演：几十年的重复造出了“天生如此” | 从个人偏移到集体行动的那一段，几乎空着 |
| 形状（显露了什么） | 一条硬判据：要靠不停重复才维持得住的，就不是天然的 | 写得太难，代价由别人付；被压成了她否认过的那句口号 |
| 回写（形状怎么落回土里） | 可悲悼性：看谁的死被算作损失，就知道那条线画在哪儿 | “造出来的”被顺手读成“可随意重造的” |
“性别研究”“酷儿理论”这两门学科，基本上是在她的工作上建起来的；而近二十年全球范围内关于性别的法律和政策争论，双方都在引用她——通常引的是同一句被压过的话。
“可悲悼性”这条线走出了性别研究，进了战争报道研究、难民研究、灾难伦理：今天关于“谁上头版、谁只是数字”的讨论，用的是她的框架。
“脆弱与依赖”接上了照护伦理学和残障研究，也接上了第三十二章麦金太尔晚年那本书。这条线是本书最后几章会反复回来的地方。
对她最系统的学术批评来自两头：一头说她抹掉了身体的物质性（她 1993 年那本书就是回应这个）；一头说她的出路太个人化、太文化取向，对经济结构谈得太少。这两条批评本书都认为成立。
而第十六章的波伏娃和这一章，构成了本书里跨度最长的一次接力：一个说“女人是变成的”，一个问“那么‘女’这个分类本身呢”。 中间隔了四十年。
下一章的主角，和她几乎完全相反：同样关心“一个人能不能活成她自己”，可她的路数是清清楚楚的论证、具体的政策、可以被测量的指标。她要说的是：别只看一个人有多少钱，看她实际上能做成什么。
操演 性别不是一个内在身份的表现，是一套被要求的做法一遍遍重复出来的效果。不是：一场可以自由挑选的表演。
重复／引用 每一次做，都是在重复一套早已存在的规范；而每一次重复都不完美，缝就在那里。
性别的规范 那套“人必须整整齐齐分两类、而且各自该怎样”的要求。它要靠不断重申和惩罚偏离者来维持。
“是个女孩” 出生那一刻的那句话：它像是在描述，其实是在启动一个持续几十年的过程。
生理性别也是被构成的 不是说身体不存在；是说我们对身体的每一次认识都已经带着框架，而“必须两类、不许中间”那条线是人画的。
变装揭示了什么 不是在模仿一个原件；它揭示的是那个所谓的原件本身也是一次模仿。
可悲悼性 一条命是不是被算作“一条可以哀悼的命”。看谁死了会被当成一个损失，就知道那条线画在哪儿。
框架 事先决定了哪些人会被看见、哪些死会被感受为损失的那套安排。
脆弱 所有人共同的处境：依赖别人才能活，可以被伤害，会失去所爱的人。她认为这是人和人之间那条底线的来源。
本书补的一条 造出来的，不等于可随意重造的。 要问它长了多久、长在多深的地方、拆掉之后拿什么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