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本书的时候，那条小径还在。
石板路，一盏灯，两边的栏杆去年被掰弯的那一段补上了——补的是新的，颜色不一样，看得出来。
而今年春天，物业在那条路的中段开了一个口子。
因为掰栏杆的人太多了。
开口的位置，正好是当年那条被翻栏杆的斜线。
没有人开会，没有人通知，某天就开了。
我问过物业的人，他说：老翻，总有人摔，开个口省事。
我又问：这事记在哪儿了吗？
他愣了一下，说：这有什么好记的。
这就是全书的结尾：一条路被踩出来、被认领、被铺成石板、被画进图纸、被装上栏杆、被翻、被掰弯、最后被开了一个口子。
每一步都对。而从头到尾，没有一步被记下来。
于是今天走在那条路上的人，不知道那个口子为什么开在那儿；而将来某一次绿化改造，它会被当成一处破损补上。
本书二十章，讲的是 1920 到 1980 这六十年。
而那条小径的六十年，恰好可以跟它对上，这一节把两条并排摆一次，因为这是全书唯一一处把家常例和二十位放在同一张图上的地方。
第一步：有人踩。（《萌芽》第一章）
一个人抄近道，然后是两百个人。没有人认领，没有人反对，它就是长出来了。
第二步：被认领。（《萌芽》第二十九章）
业主群里吵了两个月，物业铺了石板、装了灯。它第一次有了“是谁定的”。
第三步：被画进图纸。（本书卷一、卷二）
从此它不再是被踩出来的，它是规划的一部分。海德格尔把落点推到存在，列维-斯特劳斯推到无意识的结构，伽达默尔推到传统——每一次都是同一个动作：把一件被做出来的东西，讲成本来就在那儿的。
第四步：装栏杆。（卷一第三章、第十八章）
边界被画死了。卡尔纳普说框架之外的问题没有意义，罗蒂说“我们”就到这儿。
第五步：翻栏杆。（卷三前五位）
有人不认那条线。福柯去查那条线是哪年画的，德勒兹说一切划线都是辖域化，德里达说那条线自己也站不住。
第六步：掰弯栏杆。
拆掉了那一段。而拆掉的是栏杆，不是“栏杆该不该改”这个程序。
第七步：补一段新的。
颜色不一样，看得出来。这是罗尔斯与哈贝马斯那一队：既然拆了，那就重新立一套，而且要立得更讲理。
第八步：今年春天，开了一个口子。
没有人开会，没有人通知，某天就开了。
而“这有什么好记的”这句话，就是这六十年的结尾。
八步走完，那条路今天很好走：有石板、有灯、有栏杆、有口子。
它唯一没有的，是一份“它为什么长成这样”的记录。
按本书总论第十一节写死的判法，不为过而调。
原话： 二十位里，把落点写成“给定的”（无修订程序）的，不少于十五位；也就是说，写出了修订程序的，不超过五位。
判法（总论写死）： 三句（什么条件下重议、由谁、记在哪儿）里答上两句才算“写出了”。
最终读数：写出了的五位——杜威、西蒙东、库恩、罗尔斯、哈贝马斯。
预言一成立。
而本书必须同时登记一件对自己不利的事，这件事第十八章末尾已经写下：
从第十五位（罗蒂）被判“无”的那一刻起，这条预言已经不可能被推翻了。 剩下两位即使全判“有”，也正好五位。
一个在书写完之前就赢定了的预言，是一个坏预言。
它说明两件事里的至少一件：判法的门槛设得太高，或者名单的选法让它必然成立。
两件我都认为部分成立，理由分开说。
门槛太高： 第三句（记在哪儿）二十位无一人答满。一条要求三句答两句的判法，在第三句集体缺席的情况下，等于要求前两句全答。 而前两句全答的人本来就少。
名单必然： 二十位里有十三位是欧洲大陆哲学的路子，而那一路的传统本来就不处理程序性的问题。 如果名单里多放几位分析哲学、科学哲学、法哲学的人，读数会完全不同。
所以预言一成立这件事，本身不能被当成一个发现。 它更像是本书自己的判法与选材造出来的结果。
本书能拿出来当成发现的，是下一节那个读数。
原话： 第三段七位中，拆落点的五位挨打的位置主要在“回写”格（拆完之后按什么办），重建程序的两位挨打在“土壤”格（你那套程序本身是给定的）。
读数：
前半句判负。 拆落点五位共十五记批评，只有三记落在回写格（德里达一记、利奥塔一记、罗蒂一记）。落得最多的是站住格（六记：你说不出自己站在哪儿、你那套东西陈述不清、你对弱者没用）。
后半句成立。 重建程序两位共六记，五记落在土壤格（诺齐克、桑德尔、卢曼、利奥塔、以及那一路关于“论辩预设了特定说话方式”的批评）。
一条预言一半成立一半判负。
判负的那一半，值得说清楚为什么错。
我当初的推理是：一个拆东西的人，最该被问“拆完怎么办”。
而实际发生的是：批评者们更常问的是“你自己站在哪儿”。
这两问看起来接近，其实不同。
“拆完怎么办”是问下一步；“你站在哪儿”是问这一步的资格。
而后一问更致命，也更好问——它不需要批评者自己有一套方案。
这一条是本书从判负里学到的东西，而且它有一个对今天有用的推论：
一个只拆不建的人，最先被质疑的不是他没给出路，是他凭什么拆。
两个预言都结完了，而本书全书最硬的一个读数，不在那两个预言里。
它是那张表的第三列。
| 有 | 半 | 无 | |
|---|---|---|---|
| 第一句 什么条件下重议 | 6 | 2 | 12 |
| 第二句 由谁重议 | 6 | 1 | 13 |
| 第三句 记在哪儿 | 0 | 4 | 16 |
二十位，第三句一个“有”也没有。
而且答了第一句的人几乎都答了第二句（六位里五位重合），没有一个人走到第三句。
这不像是二十个人各自的疏忽，像是一道共同的门槛。
那道门槛在哪儿？本书给三个理由，按可靠程度排。
理由一（最可靠，材料最多）：第三句不是哲学的活儿，是行当的活儿。
本书全书看见那三句完整出现过五次，每一次都不在哲学里：
判例制度（第十一章）：什么条件下重议（新事实、新法条、明显不当）、由谁（上级法院或明确说理）、记在哪儿（判例汇编，被推翻的不删）。
医学指南的修订（第十四章）：新证据达到某个程度、修订委员会、修订说明与文献。
科赫法则被修订（《萌芽》第十六章）：旧版为什么不够用，被写进教科书。
工程标准（《萌芽》第十七章）：版本号、修订记录、旧版作废日期。
文献学的校勘记（第十六章）：新抄本出现、这一行的学者公开署名、旧读法不删。
五处，五个行当，没有一个是哲学。
而更要紧的是：这五套东西不是任何一个天才发明的，是一个行当在几十年到几百年里，被一次次事故、一次次说不清、一次次重来，慢慢逼出来的。
理由二（可靠，出现九次）：他们自己在用，只是没写进去。
本书从第八章起记了九次同一个形状：
列维-斯特劳斯给八百个神话编号（第八章）、拉康的讨论班有速记（第九章）、阿伦特与肖勒姆的公开通信（第十章）、伽达默尔本人的注释（第十一章）、库恩加的那篇后记（第十三章）、福柯的监狱信息小组印的小册子（第十四章）、德里达赖以工作的校勘记（第十六章）、罗尔斯 1993 年那本书（第十九章）、哈贝马斯在历史学家之争里的公开文章（第二十章）。
九位，每一位在“自己怎么做学问、怎么做事”的层面上，都有那三句。
而他们讲的那个落点——在世、生活形式、框架、结构、无意识、行动、传统、话语、论辩——没有一个有。
本书的判断：学术规范是行当给的，几百年攒出来的；而他们造的那个落点是自己的，没有任何行当管着它。
一个人可以一辈子守着一套别人给的程序，同时造一个没有程序的东西，而且察觉不到这件事。
理由三（最弱，只是猜测）：第三句不好看。
第一句（什么条件下算它不成立）有智性的分量。
第二句（由谁）有政治的分量。
第三句只是记一笔。
它不深刻，不激进，不优雅，谁都会做。
而哲学这一行，两千五百年来看重的从来不是谁都会做的事。
这个理由我给不出证据，可它跟本书全书的材料对得上。
第三节给了三个理由，解释第三句为什么集体缺席。这里补第四个，而且它可能比前三个都硬，因为它是从那张表自己的形状里读出来的。
看那张表的前两句：答出来的六位，全部是一个人在书里写出来的。
波普尔一个人写下“反例出现就重议”；杜威一个人写下“由受影响的人一起探究”；哈贝马斯一个人写下“所有受影响的人”。
这三句话，作者坐在书桌前就能写完。
而第三句写不完。
“记在哪儿”这一句，要求的不是一个说法，是一个地方。
一本判例汇编、一套版本号、一份修订说明、一个校勘记的体例——每一样都需要：一群人同意用它、有人维护它、有人按它办、而且要办上几十年。
一个人写不出一个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前两句有六位答出来，第三句一位也没有：前两句是思想的活儿，第三句是建制的活儿。
而这一条正好接上洞一（第三句需要机构），并且把它说得更准：
不是“哲学家没有机构，所以做不成”；是“第三句这件事，本质上不是一个人能写的东西”。
那么本书要求二十位各自写出第三句，是不是要求错了？
部分是。而我要保留的那一部分是这个：
一个人写不出那个地方，可他写得出“这里需要一个地方”。
二十位里，没有一位写过这句话。
没有一位说过：“我这套东西要真的管用，得有人把每一次调整记下来，而且得有一个地方存着它。”
写出这一句，不需要机构，只需要看见它。
而看不见它的原因，仍然是第三节那三个理由：它是行当的活儿、他们自己天天在用、而且它不好看。
按《萌芽》的规矩，结账时把命题按结算后的样子重写一遍。
命题一（最终版）：
1920 到 1980 年这二十位，做的是同一件事——各自给“发生”找一个落点。
分歧在落点放在哪儿（语言／在世／结构／共同体四条路，本雅明单列为技术条件），一致在都在回答同一句：这一回凭什么算数。
这条命题成立，而且二十章里没有一位落在它之外。
限定： 这条命题是本书的读法，不是他们的自述。它可以被推翻——只要找出二十位里有一位根本不处理“凭什么算数”。 写完二十章，我没有找到。
命题二（最终版，收窄）：
落点被找到之后，又被写成了给定的。
三种方式（总论第十二节写死，二十章全部指认了）：往深处推（海德格尔、列维-斯特劳斯、伽达默尔、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利奥塔）、往边界推（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罗蒂）、往程序里推但程序本身不带修订（波普尔、杜威、拉康、库恩、罗尔斯、哈贝马斯）。
而结账之后要收窄一句： 第二阶段的欠账，不是笼统的“没有修订程序”——是那三句里的第三句。
前两句各有六位答出来。欠的是那件最土的：把这一次改动的理由，留在一个下一批人找得到的地方。
命题三（最终版，比总论那一版更狠）：
总论第八节说：场外那一侧（1948 年控制论与信息论）把回写做成了工程，而哲学这一侧还在争落点放哪儿。
结账之后，这条命题要改写成：
本书要的那三句，在哲学之外的五个行当里都有（法律、医学、工程、科学的判据修订、文献学）；在哲学里一次也没有完整出现。
而哲学这一行不是不会用它——二十位里有九位天天在用。
他们用的是行当给的那一套，造的是自己那一套；而自己那一套，没有行当管着。
这条命题比总论那一版具体，也更容易被推翻：只要有人找出一位哲学家，明确把“我这套东西什么条件下重议、由谁、记在哪儿”写进了他的主张，这条命题就要改。
我没有找到。而我只读了二十位。
按《萌芽》的规矩，一本书该有一句可以被单独带走的话。这本书这一句是：
落点找到了，才是麻烦的开始。
这句话是全书二十章的压缩。
前一本书（《萌芽》）讲的是找不到落点的苦：撬开了没地方落，维柯等一百年，孟德尔等三十四年。
而这本书讲的是找到之后的苦：
落点被找到，它就开始变成给定的（命题二）；
它变成给定的，就开始压制它本来要保护的东西（第15章那根藤）；
有人来拆它，拆的人靠它留下的痕迹吃饭，却不肯承认痕迹的必要（第14、16章）；
而拆完之后，要么什么也立不起来（第18章那个群六年），要么立起来一个同样没有修订程序的新东西。
这一整圈，是一百年里二十个最好的头脑走过的路。
而走出这一圈的办法，不在他们任何一位那里，在那些天天干活的行当里，而且土得不像哲学：
记一笔——哪年、谁、为什么改、什么条件下再议。
《萌芽》那本书的最后一句是：“是啊——而且我还记得，第一脚是谁踩的。”
这本书的最后一句是它的下一句：
“而且我还记得，那个口子是哪年开的、为什么开。”
总论第十八节给本书配过三句。这里按实结账。
什么条件下重议？
原话：两个预言任一条在结语判负；或者有读者指出二十位里有一位根本不在处理“凭什么算数”。
读数：预言二的前半句判负了。
按本书自己写的条件，本书该被重议。
重议的结果是第二节那一段：一个只拆不建的人，最先被质疑的不是他没给出路，是他凭什么拆。 这一条是从判负里换来的，记在这里。
由谁？
原话：作者，以及任何一位按总论第十七节那三句核对过的读者。
执行情况：只有作者。本书至今没有被任何外人核对过。
跟《萌芽》一样，这本书写完了，也就是说，还没开始。
记在哪儿？
原话：每章末尾两个洞、结语的结账、附录三的核验状态表。
执行情况：二十章、四十个洞，一个不少，全部写了。 附录三收拢了它们。
三句里，本书自己答了两句半——跟罗尔斯、哈贝马斯同一个读数。
而本书缺的那半句跟他们不同：他们缺的是形式，本书缺的是外人。
《萌芽》结语承认过一个洞：那本书的土壤那一格是空的——它讲的是发生的后半程（一件事出来之后怎么留下来），前半程没有资格说话。
本书要报告一件事：这个洞，被这本书补上了一小块。
补的人不是我，是第七、十二两章那两位。
梅洛-庞蒂（第7章）讲了一件事被说出来之前，在一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那半个月泡在水里、那天下午身子忽然知道了。
西蒙东（第12章）讲了一样东西怎么从一片还没分化的底子里落定下来——而且他讲的那片底子，落定之后还在。
这两章是两本书里离“土壤”最近的地方。
而本书要诚实地说：补上的只是一小块，而且是借来的。
我没有从自己这儿长出关于前半程的新东西，我只是把那两位讲的搬了过来，然后指出他们缺什么。
所以《萌芽》结语那个洞，到这本书写完仍然大体空着。
两本书合起来，讲的仍然是发生的后半程。
而两本书共同的那个限度，在这里可以说得比任何一本单独说得更清楚：
前半程（一件事怎么在一个人手上长出来）和后半程（它怎么留下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问。
前半程要的是深——要能进到事情里去，要能描述那些说不清的东西。二十位里做得最好的是梅洛-庞蒂、西蒙东、弗洛伊德那一路。
后半程要的是笨——要肯记、肯编号、肯写“为什么改”。做得最好的是法官、工程师、文献学家、写指南的医生。
而这两种人几乎从不说话。
两本书四十万字，最后落到的就是这一件事：深的那一头看不上笨的那一头，笨的那一头不关心深的那一头，而一件事要走得远，两头缺一不可。
按本书总论第十三节立的纪律，同一件家常事最多用两章。本书违了三次，逐次登记。
第一次：账本这一族（第十三章）。《萌芽》第十四章、本书第五章的作业本、第十三章的老会计——第三次。
第二次：“自己长出来、不在图上的东西”这一族（第十五章）。《萌芽》第一章那条路、第二十九章、本书第十五章那根藤——第三次。
第三次，也是最系统的一次：第十七到二十章连用四章“一群人怎么把一件事定下来”的场景（拆迁会、业主群、分零食、质检会）。
严格说这四件不是同一件家常事，可它们是同一类场景，而那条纪律的精神正是防止同一副骨架反复使用。
第二十章末尾已经自我指认过，并且承认第十九章末尾写下的“最后一章必须换场景”没有做到。
三次违纪的共同原因，我认为是同一个：本书越写到后面，越依赖已经攒下的那套工具，而不是从新对象身上重新长出东西。
第二十章第二个洞写过这件事：那一章对哈贝马斯最有分量的一记，是从《萌芽》那场对话里搬过来的。
这是写长书的典型毛病，也是本书该记在自己账上的。
按《萌芽》的规矩，要把“写的时候才长出来、不在提纲里”的东西单独列一次，因为它们是这本书真正的产出。
一、“太私”和“太公”，同样没有修订程序。（第8章末尾）
梅洛-庞蒂三句全空因为落点太私（在我身子里，没有对象可议）；列维-斯特劳斯三句全空因为落点太公（在无意识结构里，没有主语可议）。修订程序要的是落点处在交接的地方。
二、落点里有没有人，跟拿什么当例子高度相关。（卷二末尾，附录一第五节核过十二位）
拿宇宙、存在、结构当例子的，落点里没有人；拿机器、议事、共同体当例子的，有人。而判“有”的五位全部是后一类。
三、自己的研究有三句，讲的落点没有三句。（出现九次，第20章八之三节收口）
学术规范是行当给的，他们造的那个落点没有行当管着。
四、拆落点的人，全都靠着落点留下的痕迹吃饭。（第16章升级为卷三的核心判断）
福柯靠 1656 年那道敕令还在，德里达靠校勘记，利奥塔靠殖民地时期的记录。而没有一位把“要留痕迹”写进主张。
五、明确的判据不是压制例外的工具，它是例外得以被指认的条件。（第17章八之三节）
一条含混的说法（“要有良好的氛围”）没法让人指着说自己对不上哪一条；一组明确的特征可以。
六、要记的不只是改动，还有“这一次不按它办”的那些次。（第19章八之五节）
一条规矩碰到特殊情况，正确的做法常常不是改规矩，是这一次不按它办——而这一次不按它办要记一笔，因为例外可以被数。
这六条里，第一、二、三条是从材料里统计出来的；第四条是从五位拆落点的人身上读出来的；第五、六条是从家常例里逼出来的。
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一条在总论里。
这件事本身是本书那三句的一次自我演示：如果我没有在每一卷末尾登记读数，这六条多半会在写到后面的时候被忘掉。
按《萌芽》的规矩，一本书要有能带走的东西。本书四件，按可执行程度排。
第一件：那三句。
拿到任何一个落点——一条规矩、一套标准、一份流程、一个说法——问三句：
什么条件下重议？由谁？记在哪儿？
三句答得上，它是一条可修订的路；答不上，它已经是柱子。
而按本书全书的读数，多数东西答不上第三句。所以最有用的问法是：先问第三句。
第二件：记的不只是改动，还有“这一次不按它办”的那些次。（第十九章）
一条规矩碰到特殊情况，正确的做法常常不是改规矩，是这一次不按它办。
而这一次不按它办，要记一笔。
因为例外可以被数：一次说明有特殊情况，五次说明这条规矩碰上了一类它没设想到的情形，十次说明该改了。
没有这个记录，“该不该改”只能靠印象。
第三件：第零句——先看有没有那一栏。（第十七章，从利奥塔那儿收的）
在动用那三句之前，先问：这件事，双方是不是在用同一套说法谈？
判法：看一方说的话，在另一方的记录格式里有没有地方放。
有地方放，按三句办。
没地方放，第一件事不是走流程，是把“这里没有一栏”记在那张表上。
而那一格收集到的东西，就是改表的材料。
第四件：写记录的时候，假定读它的人不在场。（第十六章，从德里达那儿收的）
“关于上次那个问题，按之前说的办”——这是“那个东西在老地方”。
“关于三号线的排期延后，按 9 月 2 日会上定的方案二执行”——这是“相册在五斗橱”。
字数差不多，三年后的价值差着十倍。
一、本书没有主张那二十位失败了。
他们每一位都给了落点，而且比八位实在得多（总论第四之二节记过四条路各自的长处）。本书的记述是记账，不是打分。
二、本书没有主张后现代那五位是错的。
福柯查档案查得比谁都实，德里达读文本读得比谁都细，利奥塔看见了“受害者失去了证明自己受害的手段”。本书主张的只有一件：他们赖以工作的那个基础（被保管下来的东西），正是他们没有写进主张的那一件。
三、本书没有主张有了三句就万事大吉。
第十五章从德勒兹那儿收过一条：立一个落点的时候，要同时写一行“这个落点覆盖不了的是什么”。
第十七章从利奥塔那儿收过一条：不要用“已经有程序了”去堵一件还没有语言的事。
四、本书没有主张那三句有什么根据。
第十八章从罗蒂那儿收的：那三句不是理性的要求，不是发生的本质。它们只是几个行当在几百年里、为了不必每次从头再来，慢慢攒出来的习惯。
它们管用，因为试过很多次；而且在某些场合确实不管用。
五、本书没有主张这套东西能对付利益。
《萌芽》第三十章那句老话，本书第十七章又说过一次：手续可以对付遗忘，对付不了利益。 在一个记录会伤害到某些人的地方，账会变假。
本书的适用范围写死在第十七章：对付得了“没想到”，对付不了“故意不留”。
本书处理到 1980 年为止。而写这本书的理由在今天，这一节把它说完整，因为它是全书唯一一处直接讲当下的地方。
三条，每一条在各章的“如果他活到今天”里出现过，这里收口。
第一条：今天的落点，多数是被写出来的，而不是长出来的。
列维-斯特劳斯讲的结构是无意识的、没有作者的（第8章）；伽达默尔讲的传统是没有人做的（第11章）；拉康的大他者是一个结构性的位置（第9章）。
而今天决定“什么算数”的那些东西——一套评分的阈值、一条审核的规则、一个排序的权重——是有作者的。
它们在某个文件里，被人写下、被人改、有版本。
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二十位面对的落点，多数问不出“谁定的”；今天的落点，问得出。
而问得出，本书那三句才有用武之地。
第二条：今天的调整是连续的，而连续的调整不留公开的档案。
福柯能拆 1656 年那道敕令，因为那道敕令是一份文件，有日期、有签署（第14章）。
而今天的规则不靠敕令调整，它每天被改一点。
德勒兹 1990 年那篇讲控制社会的短文说中了这件事：规训是分段的，控制是连续的（第15章八之三节）。
而连续的东西最致命的性质是：它没有“哪一天改的”这个概念。
于是谱系学在今天失效了——不是方法错了，是没有可查的东西。
在福柯那个时代，档案是现成的，批判的任务是去读它；在今天，批判的第一步是要求它存在。
第三条：论辩的形式还在，而它的条件被抽空了。
哈贝马斯那套条件里有一条：每个人都可以质疑任何主张（第20章）。
今天这一条在形式上完全满足——谁都可以在任何一条下面留言反驳。
而他那套条件还有一条隐含的：被质疑的人会听见那个质疑。
这一条今天不成立，因为一条反驳能不能被看见，取决于排序。
三条合起来：
落点有作者了（第一条），可它的改动不留痕（第二条），而指出它有问题的话到不了该到的地方（第三条）。
在这个处境里，本书那三句不是一套锦上添花的方法，它是最低限度的要求：
这条规则什么条件下会被改？由谁改？改了记在哪儿？
三问问出去，多半没有答案。
而问和不问，是两种不同的处境——这一句《萌芽》最后一章说过，两本书写完，它仍然是我能给的最实在的一句。
四十个洞在附录三里。这里挑三个真正的边界。
洞一：第三句可能需要一个机构，而哲学家没有机构。（第十九章末尾）
判例有法院，医学指南有专业学会，工程标准有标准化组织，校勘有文献学这一行。
政治哲学有什么？有期刊，而期刊只发表新论文，不维护“当前版本”。
那么本书要求二十位哲学家各自写出第三句，可能从一开始就问错了对象。
如果这一条成立，本书全书的批评要整个换一个方向：不该批评那二十个人，该批评哲学这一行没有长出那套形式。
我倾向于认为两者都成立——那套形式确实该由行当来建，而一个人在自己的主张里写明“这套东西什么条件下该被重议”，是他个人做得到的事。
但我承认后一句的分量比我前面十九章假定的要轻。
洞二：本书的东西理论上站不住，实践中管用。（第十六章末尾）
德里达那一记：用记录去固定记录，是无穷后退。
本书的回答是“实践中它会停下来”（我们去五斗橱看了看），而这不是论证，是事实描述。
如果有读者认为这就等于本书垮了，我没有反驳的办法。
洞三：本书越到后面越在套用自己的工具。（第六节）
三次违纪、第二十章那一记是从《萌芽》搬来的——这些说明本书后半部分的新东西，比前半部分少。
一本二十万字的书，最该被怀疑的正是它的后半部分。
按《萌芽》的规矩，结语要写明本书什么条件下不成立。四条，写死，不许事后调整。
条件一：命题一被推翻。
只要有人指出二十位里有一位，根本不在处理“这一回凭什么算数”这个问题——命题一（二十位做的是同一件事）就要改。
我写完二十章没有找到，而我只读了二十位。
条件二：命题三被推翻。
只要有人找出一位哲学家，明确把“我这套东西什么条件下重议、由谁、记在哪儿”写进了他的主张——命题三（那三句在哲学里一次也没完整出现）就要改。
附录三第三部分已经写明了最可能藏着反例的三处：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那一支、法哲学、非欧美的传统。
第二处（法哲学）我认为最可能出反例，而本书完全没有处理它。
条件三：判法被重判之后，“有”超过五位。
附录三给了四位最该被重判的（波普尔、阿伦特、杜威、库恩）。
如果重判之后超过五位，预言一判负。
而本书要明说：这件事发生对本书更好。 一个输掉的预言，比一个赢定的预言说明的东西多。
条件四：执行之后没有分别。
附录三路线四那个半年的做法，跑一遍。
判点触发零次、例外零条、那份记录没有被第二个人用过——本书的实用部分就是空的。
四条里，前三条是纸上的，第四条是唯一能产生新数据的。
两本书写完，我最想有人做的是第四条。
本书处理到 1980 年为止。1980 年之后的那一段，是第三阶段的事。
而按本书的读数，第三阶段最该问的那一句，已经很清楚了：
1980 年之后，那三句在哲学里出现过没有？
几个可以下手的地方，写在这里，供接手的人（可能是我，可能是别人）用：
一、拉图尔那一路。 行动者网络理论处理的是“一件事实是怎么被造出来的”，而且他们的方法是跟着科学家进实验室、看他们怎么记录。 这一路离本书那第三句最近。
二、技术哲学与媒介研究。 斯蒂格勒接西蒙东，补的正是“记忆的外化”（第12章记过）。这一路已经在处理记录本身。
三、法哲学与制度设计。 本书完全没有处理，而那一行天天在做三句。
四、AI 时代那一格。 今天的落点有作者、可改、有版本——而按本书结语第八之二节那三条，这一格恰恰是那三句最有用、也最缺的地方。
如果有第三本书，它该写的不是又二十位哲学家。
它该写的是：那三句在 1980 年之后，是怎么被工程师们做成日常的，以及为什么哲学这一行至今没有把它当成一件哲学的事。
回到那条小径。
今年春天开的那个口子，是对的。 人老翻栏杆，总有人摔，开个口省事。
而“这有什么好记的”这句话，是这本书全部的对象。
那句话没有错，说它的人也没有错。 一个口子，几分钟的事，记它干什么。
而三年后、五年后，会有一次绿化改造。
那时候来的人看见栏杆上有个口子，他不知道它是被开的还是被撞坏的。
按施工的常规，他会把它补上。
然后又开始有人翻。
《萌芽》那本书写完，我说那条路进了一本可以被翻开的册子。
这本书写完，我要把那句话收回来一半：它进了图纸，没有进那本册子。
图纸记的是它现在长什么样，册子记的是它为什么长成这样。
二十位哲学家花了六十年，把“怎么定”这件事想得极清楚。
而“定完了记一笔”这件事，一位也没有讲。
不是他们看不见。 是那件事太小了——小到一个把一生用来思考“凭什么算数”的人，不会觉得它值得写下来。
（结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