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八月的一个晚上，外甥和舅舅吵完加班费，坐在后门的台阶上，说了一句：我们打工的，就是这样。
女儿后来问他：你说「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谁？他想了半天，说不出名字——不是表弟，表弟已经走了；不是他老家的伙伴，他们在别的城市。「我们」是一群他没见过面的人，是在那一架里长出来的。在那之前他是舅舅家的外甥，是收碗的；那天晚上以后，他是「打工的」，而且是「我们」。
这个「我们」有出生日期：第二年八月。它是长出来的，是最后长出来的——先有碗，再有那一架，最后才有「我们」。第七章讲的三个号位，在一个人身上又走了一遍，这一回长出来的不是「我」，是「我们」。
这一章讲马哲里最重的一个词：阶级。它是长出来的「我们」，马克思看得很准；可他看准以后，又把它写成了先在的东西，写成了带着使命来到世上的主体；再后来，它被登记成了一种可以继承的身份。
马哲讲阶级，有三层话。
第一层，阶级由人在生产关系里的位置定：谁有生产资料、谁给谁干活。老两口有锅有店，外甥两手空空，位置不一样。
第二层，从自在到自为。一八四七年《哲学的贫困》说：经济条件先把大批人变成工人，共同的处境使他们成为一个「自在的阶级」——他们是一样的，可他们自己不知道；在斗争中，他们才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知道了「我们」。
第三层，历史使命。一八四三年，马克思还没有见过什么工人的时候，就在《导言》里写下：有一个阶级，因为它遭受的苦难是普遍的，所以它的解放就是普遍的解放——无产阶级。《宣言》说，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自己生产出来的掘墓人。
先说对的地方，这一处对得让人吃惊。
自在到自为的顺序，和第七章讲的三个号位完全对得上。先是东西——大批人被经济条件放到同一种位置上，有锅的和没锅的，这时候「我们」还没有，有的只是一样的处境。再是来往——罢工、吵架、加班费的争执，人在争执里碰到别人。最后才是「我们」——自为的阶级，一个知道自己是谁的群体。东西、来往、我们——阶级是最后长出来的。
马克思把这个顺序写对了，而且是在一八四七年，比他写「物质第一性」那一套早得多。阶级不是天生的，不是登记出来的，是在一串带日子的事里长出来的一个「我们」。这一层，这本书全盘接。
漏的第一处，在第三层话里。
一八四三年那句「普遍苦难的阶级」，写在他见到工人以前。无产阶级在那句话里不是长出来的，是先在的——一个带着历史使命来到世上的主体，它的任务在它出生以前就写好了。一八四七年他写对了「我们」是长出来的，可一八四三年的那个先在的主体没有被取消，两个说法一直并存：一边说阶级在斗争中长出来，一边说无产阶级注定要解放全人类。
一个长出来的「我们」，被读回成了起点——第七章讲的那件事再来一次：先显被读成先在。而且这一回带着后果。既然无产阶级注定有这个使命，那它要是不干呢？答案是：它还没「觉悟」。一九〇二年列宁把这一步走到底：工人自己长不出这个觉悟，觉悟要从外面灌输进去。于是，最后长出来的「我们」，变成了要由别人带来的「我们」——第七章讲的代显，在这里有了组织的形状。
外甥的「我们」没有人灌输，是那一架里长出来的。如果有人在那之前告诉他「你是无产阶级，你有历史使命」，他会听不懂，因为碗和吵架都还没来。
漏的第二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上只有一条路，就是阶级的路。
面馆里的差别不止一种。老两口和外甥之间是有锅没锅的差别；老板娘和丈夫之间是男女的差别——她的工时不算，一半是因为她是「自己人」，一半是因为她是媳妇；老爷子和女儿之间是代际的差别；外甥和表弟之间是走没走的差别。这些差别都推着这家店变，每一样都不能压进「有锅没锅」里。
马哲把所有的差别都压进阶级这一条路。后来一百年里，被压掉的那些差别一条一条回来了——性别，民族，代际，地域——每回来一条，都要重新和阶级吵一架。卷六讲这些。这里只记下：阶级是一条真的路，不是唯一的路。
漏的第三处，是这块土上的事，最重。
一九五〇年土改，每户人家登记一个「成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登记的依据是过去三年的占有和劳动——按位置定，第二层话。可登记以后，成分成了一样东西：写在户口上，可以继承，叫「出身」，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摘帽。地主的儿子生下来是地主的儿子，哪怕他从没见过一亩地。
这一步把阶级从长出来的「我们」变成了发的证。马克思说阶级是在斗争里长出来的位置，证说阶级是登记簿上的一栏；马克思说自为的阶级要在来往里显出来，证说你出生那天就定了。第十四章讲过第六条那句「总和」怎么把人读成角色的清单，这里是它的极端形态：人是他成分的人格化，而且成分是发的。
老爷子说过一句话：外甥说「我们打工的」，那是他自己长出来的；要是谁给他发一张证，写着「打工的」，他反而不会说「我们」了——证是别人写的，「我们」得自己长。
阶级落在这块土上，床不深。
这块土上讲人的差别，讲的是士农工商——四民，是职业的分等，不是有锅没锅；讲的是差序格局——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一圈一圈往外，没有一个平齐的「我们」；讲的是东家和佃户——那是两家人的关系，不是两个阶级。费孝通说过，中国的乡下人不结成横向的团体，他们结成的是一圈一圈的关系。阶级这个平齐的、横向的「我们」，在这块土上本来没有床。
所以它落下来的时候，不是长出来的，是登记出来的——成分。第六节讲的那张证，一半是马哲的先在主体，一半是这块土上没有横向「我们」的床。两样合起来，「我们」只能由上面发。
四件事。
外甥的「我们」：有出生日期，第二年八月，在碗和那一架之后——阶级是最后长出来的，马克思一八四七年写对了。
表弟没有「我们」：同样的位置，走的时候还是「舅舅家的亲戚」——位置一样，「我们」不一定长出来，它要那一架。
老板娘的两个位置：她是有锅的，也是不拿钱的；按位置她是「小业主」，按工时她是店里最大的无薪工人。一个人两个位置，阶级的粒子分法分不开她——她的位置是缠着的。
税务员给的名：「个体工商户」。这是登记出来的名，不是长出来的——它对她是什么没有任何影响，她从来没说过「我们个体户」。
换一句说法：阶级是最后长出来的「我们」，有出生日期；它不是先在的主体，不是要别人带来的觉悟，也不是登记簿上的一栏；阶级是一条真的路，不是唯一的路。
能数的数：一个群体第一次说「我们」的日子，和它第一次有共同的东西、第一次有共同的来往的日子——三个日子的先后。这本书先写死：「我们」总在后面。谁记下一个群体，先说了「我们」，再有共同的东西和来往，这一章「阶级是最后长出来的」作废。
一句话：自在到自为，就是东西、来往、我们，马克思一八四七年写对了顺序；一八四三年那个先在的使命把长出来的「我们」读回了起点，一九〇二年它变成了要灌输的觉悟，一九五〇年它变成了发的证；阶级是真的路，不是唯一的路。
两个洞：一，「一个群体的『我们』总在后面」，本章只用一个外甥和一张证讲了，历史上大的「我们」——民族、教派——的出生日期，本章没有排；二，成分这件事本章只讲了它是「发的证」，它在那三十年里怎么写回了几亿人的路，本章没有讲，那是卷七的事。
核验状态：《哲学的贫困》一八四七年自在与自为一段、一八四三年《导言》普遍苦难的阶级一段、《宣言》相关句、列宁一九〇二年《怎么办？》关于灌输的说法，卷页见附录乙；一九五〇年土改成分登记、成分继承与一九七九年摘帽为公开史实；费孝通差序格局见《乡土中国》一九四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