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为什么判不了：三道闸

第十二章　同一处自伤的四次重演

一、为什么要看四次而不是一次

上一章那条教训，若只在康德一例上成立，可以被解释为一个哲学体系内部的特殊安排。

本章要说明它不是。

同一处自伤在二十世纪至少重演了四次，而且每一次都发生在一个把造成论做得更经验、更具体的纲领里。

最后这半句是要害。若自伤只发生在思辨哲学里，那么经验化就是出路——把构成装置从先验层面拉到经验层面，问题就解决了。而四次重演说明：经验化本身并不解除自伤。 只要构成的序列或装置被设定为普遍的，自伤就照常发生，无论它是被思辨得出的还是被田野调查得出的。

四例按与本案的相关度排列，每例三段：它主张什么、它在哪里把普遍性钉死、钉死之后它与先在论有什么经验差别。

二、重演之一：皮亚杰的阶段序列

它主张什么。 发生认识论是造成论在经验科学中最认真的一次落地。皮亚杰不满足于哲学声明，而是去看儿童如何一步步构造出客体永久性、守恒、可逆运算。知识在他那里明确是被建构的，不是被接收的。

这一点要说足：他做的是观察、是实验、是对具体儿童在具体任务上的具体反应的记录。这与康德那种从概念出发的论证完全不同。

它在哪里把普遍性钉死。 建构的序列被设定为普遍的：感知运动期、前运算期、具体运算期、形式运算期，次第固定，跨文化不变。

跨文化研究后来对速率提出了质疑——不同文化下儿童到达各阶段的年龄不同。但对次序的质疑要弱得多；次序的普遍性在这个纲领里基本被保住了。

钉死之后的经验差别。 一旦序列普遍，那个被建构出来的终点结构——守恒、可逆、形式运算——就和”人类理性的自然目标”再次不可分辨。

于是得到一句可以概括这一例的话：

建构论若主张所有正常路径都收敛到同一个终点，它在经验上就是先在论的一个实现机制，而不是它的对手。

“实现机制”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在这个图景里，建构不是与发现对立的东西，建构是发现的执行方式——那个终点在那里，而建构是走到它的过程。

三、重演之二：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

它主张什么。 语言能力不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儿童所接触的语料不足以支持他们最终掌握的那套规则。因此必须假定一套先天的语言能力，它限定了人类语言可能的形式。

这一例在本章里的位置需要先说明，因为它看起来像是先在论而不是造成论。 确实如此——普遍语法通常被归入先天论一侧。但它在本章里有它的位置，理由是：它给出的是一台构成装置的最清楚的现代版本。语言经验被这台装置加工成语法知识，而这台装置是普遍的。

它在哪里把普遍性钉死。 那套先天能力被设定为物种共有、不因文化与个体而异；可变的只是参数的取值，而参数的集合本身不变。

钉死之后的经验差别。 若装置普遍、参数集合固定，那么被习得的语法在可能性上就已经被事先划定。于是”语法知识是在语言经验中被构成的”与”语法知识的可能形式先于任何经验而存在”，在经验上不可分辨——因为后者本来就是前者的前提。

这一例与康德的结构最接近，只是它把先验形式换成了一个被认为是生物学的对象。换了载体，自伤照旧：一个不因经验而异的构成装置，其产物看起来必然像是被发现的。

四、重演之三：进化心理学的通用模块

它主张什么。 心智不是一块通用的白板，而是由大量在演化中形成的专用机制构成的；每一个机制针对某一类反复出现的适应问题。

它在哪里把普遍性钉死。 这些机制被设定为人类共有——它们是物种在演化史上形成的，因此跨文化不变。文化差异被处理为同一套机制在不同输入下的不同输出。

钉死之后的经验差别。 与前两例同构：若加工机制是物种共有的，那么在相同输入下它们产生相同输出；于是”这些认知内容是被机制构成的”与”这些认知内容对应着稳定的实在结构”，给出相同的经验预期。

这一例值得补一句，因为它有一个前两例没有的特点：它把构成装置的普遍性建立在一个可检验的来源上——演化史。这比先验演绎或阶段观察都更结实。

但对可判性而言，来源更结实反而使闸门更紧：一个有演化来源的普遍装置，比一个被假定的普遍装置更难被设想为可变，因而更难让路径产生实质差别。

五、重演之四：结构主义的深层结构

它主张什么。 表面上千差万别的文化现象——神话、亲属制度、烹饪、仪式——底下有一套共同的结构，而表面的差异是这套结构在不同材料上的变换。

这是造成论的一个强形态：意义不是事物自带的，它是在结构中的位置所赋予的。

它在哪里把普遍性钉死。 那套深层结构被设定为人类心智共有的。不同社会的差异被处理为同一组变换的不同取值。

钉死之后的经验差别。 若深层结构共有，那么在任何社会里被造出来的意义体系，都落在同一组变换所生成的范围内。这个范围先于任何具体社会而存在——于是又一次，构成的产物表现得恰如一个先在秩序的不同投影。

六、四次重演的共同形状

把四例并排：

四例的载体各不相同——发展心理学、语言学、演化生物学、人类学。四例的方法各不相同——纵向观察、语言分析、适应论证、跨文化比较。

而它们在本案中的位置完全相同。

这个相同不是巧合。它出自第十一章那条教训的逻辑：只要构成装置或构成序列被设定为普遍的，产物就与先在秩序观察等价。载体和方法不影响这个推论，因为这个推论不依赖装置是什么，只依赖它是不是普遍的。

七、第五次重演？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造成论避开了吗

第十一章第七节说，库恩之后的那一批工作把构成装置从先验层面拉回历史与实践层面，使之可变。

那么它们避开了自伤吗？

本节的回答是：大体避开了，但代价是另一样东西，而那样东西也让它们判不了。

它们确实避开了。 范式是历史的，不是先验的；实验室的实践是地方性的，不是普遍的；共同体的裁定标准随时间变化。这些纲领没有把构成装置设定为普遍必然，因此第十一章那条教训不直接适用于它们。

但它们付出了另一种代价：放弃普遍性之后，它们的每一个结论都只覆盖它所研究的那一个案例。

于是它们陷入第五十三章所说的那个天花板：案例可以展示历史路径如何塑造了结果，但无法排除”换一条路径最终也会走到那里，只是更慢或更绕”。

把两种代价并排，本编的诊断就完整了：

两条路各走各的死胡同，而死因不同。

这个对照有一个直接的后果，它是本编通向全书的那一句：

造成论要可判，必须同时做到两件此前从未同时做到的事——装置可变，且结论可被推到极限。

装置可变要求路径能造成实质差异；结论可被推到极限要求能在不同资源水平上重复测量。

前一件，二十世纪下半叶已经做到了。后一件，需要一台能把过程重跑且可缩放的装置。

第五十二章那个承重区分，第五十四章那条规模消解检验，全部是为这一句服务的。而本编的价值，就是把”为什么必须是这两件”这个问题回答清楚——不是因为本书偏好实验，是因为别的路都已经被走过并且走死了。

八、为什么会反复踩中

最后问一句：为什么这么多认真的纲领，都在同一处踩中？

本书给一个解释，它是猜测而不是论证，因此明写为猜测。

一个造成论若想被当作科学而不是相对主义，它几乎必须主张某种普遍性。 否则它的结论就只适用于它所研究的那一个案例，而不适用于别处——那样的纲领很难被建立起来，也很难被资助、被传授、被延续。

于是压力是系统性的：要成为一门学科，就要有普遍的规律；而对造成论来说，普遍的规律恰好是自伤的形式。

若这个解释成立，它有一个与本案直接相关的推论：自伤不是这些人的疏忽，是一个结构性的代价。 而要避开它，不能靠更小心，只能靠换一个能让路径差异被实际测量的现场——在那里，“不同路径导致不同结果”可以作为一个读数被报告，而不必作为一条普遍规律被主张。

这正是第四编换现场的第二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干预不可施加（下一章），第二个理由就在这里：在一个可以报告读数的现场，造成论不必再为了成为学科而把自己钉死在普遍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