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麦国际专著第376卷 · 王德生 著

第四十六章 狄拉克与反物质:方程怎样改变粒子的身份

一、相容性要求为什么会超出原来的对象

上一章的会合解决了怎样把同一量子系统放进不同表示。狄拉克面对的困难更进一步:如果把相对论的能量关系、量子的状态演化以及电子的磁性放在一起,原来的电子概念是否足以容纳它们?这不是给旧方程增加一个高速修正系数的问题。不同要求相互牵制,可能迫使状态的组成和粒子的分类一起改变。

一九二八年的《电子的量子理论》把相对论与量子变换理论的相容性作为问题,并以矩阵线性化组织电子方程。论文同时明确承认,有关正负能量分支的解释困难并未全部解决。[1]因此,不能把后来完整的反粒子理解倒放回第一篇论文,写成一个人看见一个负号,便立即知道整个反物质世界。真正重要的是,方程产生了超过最初解释能力的结构,而物理学不得不继续处理它。

本章从这一尚未封口的结构进入。我们将分别考察三个层次:为什么需要多分量状态,为什么负能量不能靠删除来解决,以及为什么今天谈反粒子要进入可变粒子数的场论。三层有关联,却不是同一句话的重复。数学允许的解、理论赋予解的身份与实验确认的粒子,需要通过不同步骤接通。

二、给平方根开出一个矩阵空间

自由相对论粒子的能量关系可写成W²=c²p²+m²c⁴。若直接取正平方根作为哈密顿算符,便得到一个包含动量平方根的算符。它可以在动量表象中使用,却不直接提供空间和时间同时为一阶导数的局域方程。狄拉克的构造要求寻找H=cα·p+βmc²,使H的平方恢复上述关系。

把这个式子平方,不难看出条件从哪里来。不同动量分量的交叉项必须消失,因此需要αᵢαⱼ+αⱼαᵢ=2δᵢⱼI;动量与质量之间的交叉项也须消失,因此αᵢβ+βαᵢ=0;最后β²=I。普通实数或复数不能同时完成这些任务。例如,若αᵢ与β都是非零数,它们的反对易和不可能为零。

问题于是迫使我们扩展运算对象。这里不是研究者先爱上矩阵,再把自然改写为矩阵;是试图保持的一组关系排除了普通数作为系数的方案。在三维空间,用四阶矩阵可以实现这些条件。一种常用表示取β的上下对角块为I与−I,αᵢ的非对角块为泡利矩阵σᵢ。相应状态必须有四个分量。

为什么不是两个分量就够?任何厄米二阶矩阵都可展开为单位矩阵和三个泡利矩阵的组合。四个平方为单位且两两反对易的非平凡厄米矩阵,都必须无迹:若AB=−BA且B可逆,则BAB⁻¹=−A,取迹即得tr A=0;其泡利系数于是相当于三维实空间中的四个两两正交单位向量,这不可能。扩到四维不是随意增加一个藏身之所,而是代数约束的结果。

但是,四分量并不意味着电子是空间中的四块物质,也不意味着存在四种普通电子。分量要按洛伦兹变换相互组织,并在自由场量子化后与自旋及粒子、反粒子的模式联系。把分量数直接当作小球数,会在数学刚刚完成第一步时便误判对象。

三、同一个矩阵怎样保留两个能量分支

先把三维问题缩成一维演示,取H=cpσₓ+mc²σ_z。这是帮助检查代数的简化模型,不用它代替完整三维电子的自旋结构。因为σₓ和σ_z反对易,H²=(c²p²+m²c⁴)I,本征值立即是正负ε,其中ε=√(c²p²+m²c⁴)。线性化没有消灭负分支,反而使它在同一有限矩阵里格外清楚。

这个模型还允许写出投影P₊=(I+H/ε)/2与P₋=(I−H/ε)/2。它们满足P₊²=P₊、P₋²=P₋、P₊P₋=0,且相加为单位。对于恒定动量的自由演化,可以分别给两支乘上相反方向的时间相位。正负分支于是都是完整分解的一部分,不能说其中一半只是平方时偶然制造出来的数学垃圾。

如果永远保持自由运动,只研究固定的正能量子空间,可以形成有效的单粒子描述。但一旦引入空间变化的势或强外场,原先选定的投影与相互作用不一定交换。先把负分支删掉,再作用外场,未必等同于先在完整空间演化,再取适当低能结果。这与上一章讨论投影和复合运算不交换的结构呼应,不过这里的后果涉及相对论粒子的身份,而不只是数值截断精度。

当动量远小于mc时,正支展开为ε=mc²+p²/(2m)−p⁴/(8m³c²)+更高阶项。减去共同的静能,熟悉的非相对论动能便重新出现。这个展开解释了旧理论为什么可以成功,也给出它何时需要修正。非相对论电子并非被宣判不存在,而是成为一套有明确尺度条件的描述。

展开的控制参数是p/(mc),不是“速度看起来不快”的印象。若某一试验要求很高精度,即使该比值不大,第四次幂项也可能不可忽略;若只需要粗略量级,较低阶近似便可能足够。理论替换应由目标精度和尺度共同判断,而不是按新旧年份排出一条单向淘汰链。

四、自旋怎样从运动结构中进入磁性

四分量方程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电子的磁耦合不必再完全作为外加的小磁针假设。为看清这一联系,在缓变外电磁场中写机械动量π=p−qA,q表示带符号电荷。把四分量状态分成上下两组二分量,并除去静能相位。在能量和动量远小于静能尺度时,下分量近似为χ=(σ·π)φ/(2mc)。

代回上分量方程,可得有效哈密顿量H低=(σ·π)²/(2m)+qΦ。利用泡利恒等式σᵢσⱼ=δᵢⱼI+iεᵢⱼₖσₖ,并保留动量分量的不对易性,有(σ·π)²=π²−qℏσ·B。于是H低=π²/(2m)+qΦ−qℏσ·B/(2m)。最后一项正是自旋磁耦合。

这里有一个值得停下来的细节。如果把π的各分量当作普通数相乘,叉乘部分就会被错误地删掉,磁耦合也随之消失。磁场不是在最后被补到答案上,而是通过机械动量的对易关系进入演算。一个貌似纯数学的次序问题,承担了可测的能级劈裂。

写自旋角动量为s=ℏσ/2,磁矩为μ=gqs/(2m),上述系数给出最低阶g=2。这个结论有严格范围:它属于点状狄拉克粒子的最低阶结果。辐射修正会使电子的实际磁矩略有改变,下一章的量子电动力学正要接住这个细小但重要的差别。若把g=2写成不许修正的终极预言,便会把狄拉克理论的成功与它需要扩展的接口混淆。

这一推导也不能用来把自旋还原成一个带电球表面的机械转动。模型中需要的是旋转变换下的状态组织与磁耦合关系,没有使用球半径和表面速度。自旋作为物理量的客观性,不依赖它必须符合某种微缩日常机械图像。

五、负能量海解决了什么,又留下什么

如果把所有解都解释成一个电子可以占据的能量状态,负能谱向下无界会造成稳定性困难。电子为什么不连续释放能量并落到更低状态?狄拉克后来用占满负能态的图景处理这一问题:泡利不相容使已满状态不可再占据,缺去一个负电荷则相对于填满的参照呈现正电荷。这个历史性的空穴解释打开了反粒子问题,却不应被当作今天一切反物质现象的唯一底图。[2]

现代场论将正频率和负频率模式分别与粒子湮灭、反粒子产生联系起来。用离散模式的简写,场算符包含a u exp(−iεt/ℏ)和b†v exp(+iεt/ℏ)两类项;a作用为消去一种粒子,b†作用为产生其反粒子。这里的场算符不再是单个电子的位置概率波,因而不能把第二项误读为实验中出现了负能量电子。

其代数含义可以在一个模式上看清。负支对哈密顿量先给出−εbb†;费米反对易关系bb†+b†b=1把它写成εb†b−ε。扣除与占据无关的真空常数以后,反粒子的每次激发增加正能量ε。电荷算符则对两类占据给出相反号。能量都为正与电荷相反可以同时成立,根本不需要让反物质具有负质量。

这个小演算只展示自由模式的结构,不能独自证明完整相互作用场论的存在或真空能问题已经解决。真空常数在没有引力的散射计算中可以重设零点,不代表它在所有问题中都不重要。更不应由形式重排推断“无穷大已经被彻底消灭”。本章需要的结论较具体:单粒子负能谱的解释困难,促使理论改用允许产生和湮灭的状态空间。

这一改变还说明,反粒子不专属于依赖泡利填满的费米子。带电玻色场也有反粒子,不能用同一片负能电子海替所有物种解释。历史模型能够引导发现,并不等于后来理论必须原封不动地保存它的每一项图像。

六、一条弯曲轨迹还不能独自证明新粒子

安德森关于正电子的论文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其题目就是《正电子》。[3]粒子发现所依靠的不是在照片上直接读出一个名词,而是把轨迹曲率、运动方向、能量损失与质量判断结合起来。下面把这类判别抽象成一个可复核的装置问题,并不逐项重演原始照片的全部分析。

在均匀磁场中,运动方向与磁场垂直时,动量大小满足p=|q|Br。仅凭轨道向某一边弯,若不知道粒子向上还是向下走,就还不能唯一确定电荷正负。把速度反向同时把电荷反号,可以产生同样的几何弯曲。照片给出的是一条曲线,物理身份需要补上曲线的方向。

如果轨迹穿过一层吸收材料,并可合理认为穿过后损失动量,那么穿出侧的曲率半径应较小。由此前后半径的差别,可以约束运动方向;方向确定后,磁场方向与曲率才共同约束电荷符号。这里吸收层不是遮挡观察的累赘,而是帮助消除身份歧义的组成部分。

但是,正电荷还不足以区分正电子与质子。相同电荷大小、相同动量的两种粒子在同一磁场中有相同曲率,质量并未直接进入p=|q|Br。必须再使用能量损失、速度或射程等独立信息。若只凭弯曲方向就说“看到了电子的反粒子”,实际上遗漏了决定性分类步骤。

设两种候选都有给定动量p。它们的速度满足v=pc²/√(p²c²+m²c⁴),质量越大,在相同动量下速度越低;与介质作用的响应也可能显著不同。由多个可测量共同约束同一候选,远强于从一张照片的外观作直觉命名。这不是用理论压倒观察,而是把观察组织为能够区分竞争解释的程序。

七、为什么真空里一个光子不能随意变成一对粒子

把反物质理解为“负号对应的新物”还不够,产生过程必须满足守恒条件。设一个光子在空无其他参与者的真空中变成电子和正电子。初始总四动量平方为零,末态电子正电子总四动量却为类时量,其不变质量至少为2m。两者不能相等,因此这一孤立过程不可能发生。

换成质心系更直观:一对有质量粒子的总动量可以为零,总能量仍至少为2mc²;单个实光子只要有非零能量,就有大小W/c的动量,不存在总动量为零的静止系。知道光子能量超过两份静能,仍不足以保证单光子成对产生。能量阈值与动量守恒必须一起检查。

若有一个质量为M、初始静止的核参与并吸收反冲,情况就变了。初始不变量为M²c⁴+2Mc²Wγ;阈值时末态总静质量为M+2m,因而Wγ阈=2mc²(1+m/M)。重核极限接近2mc²,但有限反冲仍要求额外能量。核不是替能量守恒开后门,它承担了必须被结算的动量。

反过来,在电子正电子质心系,若二者近乎静止并湮灭为两个光子,动量守恒要求两光子反向,能量守恒给出各约mc²。这里没有“物质变成虚无”:初态和末态的粒子种类、数量改变,能量动量和电荷等相应守恒。所谓物的稳定身份,因而不能再要求一个小球从开始到结束始终存在。

这些简单阈值演算把粒子概念从永久成分清单转成允许过程中的激发身份。某种粒子可以稳定地被识别,却不必在所有作用中保持数目。稳定的是一套关于质量、电荷、变换与相互作用的约束,而不是每个组成者的永生。

八、局域化为何会碰到粒子数的边界

相对论粒子的身份重组还可以从定位任务理解。假设要把一个电子制备在宽度为a的区域内,动量展宽的量级至少为ℏ/a。只要a远大于约化康普顿波长ℏ/(mc),典型动量仍可能处于非相对论范围;当a缩小到这一尺度附近,典型动量便达到mc,继续使用单纯的p²/(2m)动能就失去充分根据。

这个量级判断并不等于宣称存在一堵绝对不可穿越的定位墙。它说明要提高空间分辨,需要改变所用能量和作用过程,而这些改变可能打开粒子产生通道。探针不再只把原有电子位置照亮,它还可能改变末态中有哪些粒子。若仍坚持整个过程只含一个永不增减的电子,问题就在模型的状态空间,而不只在测量仪器不够精细。

也不能从这里得出“位置没有意义”。实验仍可以定义顶点、能量沉积和轨迹起点,并在一定分辨范围内重建空间信息。需要修订的是把所有空间信息都解释为同一个持久小球的既存坐标。空间辨识任务继续成立,但它与粒子数、相互作用和末态分类的关系更复杂。

这一尺度分析可以提出可败条件。若在本来预计只有弹性散射的条件下系统地出现额外带电轨迹,就应检查是否已跨过产生阈值,是否有背景过程或探测器转换;若提高探针能量仍完全符合单粒子有效模型,则该模型在所测任务上继续成立。不能仅凭一句“高能必定复杂”就预先取消它的成功,也不能把低能成功延伸成无条件的单粒子本体。

由此看,反粒子的进入不是给现有粒子表加一列镜像标签。它让“系统包含什么”从一次制备时给定的固定答案,变成必须随允许过程重新结算的问题。一次完整预测需要给出各可能末态及其概率,而不限于为同一对象计算一条连续轨道。这正是接下来相互作用场论承担的新责任。过程的分类必须能与探测记录接续,否则粒子表扩充得再漂亮,也还没有形成可以检验的物理说明。

九、从身份歧义走到可以失败的规定

用本书的方法看,反物质不是从纯思维里制造出来的物体。发生改变的是,哪些显露可以被共同规定成同一种粒子,哪些装置差异能够排除竞争身份,以及哪些数学关系可以在新过程里继续成立。沿D—E—S倒逼路径,吸收层、磁场与轨迹方向的操作差异D先逼迫重新组织电荷、动量和能损之间的关联E,再产生比单纯曲线更严格的粒子身份显露S。

三方程在这里不替代轨道方程。S=F(D,E)要求身份判断依赖实际的辨识序列与共同约束;D=G(S,E)要求现有轨迹和候选身份一起决定下一项有区分力的测量;E=H(S,D)则要求无法协调的结果迫使我们修订质量、电荷与过程的配对规则。它们的价值在于避免把“发现”缩成仪器读数或数学预言中的任意一项。

具体的张力可以逐项检查。若同一操作反复产生不符合既定候选的曲率与能损组合,S与D的张力推动E增补新的身份,并须到新样本回检。若已有身份结构与实际操作范围不相容,D与E的张力推动寻找能显露差别的新信号S,不能仅靠名称维持分类。若理论身份与当前轨迹显露相互冲突,S与E的张力推动改变D,例如添加方向判据;新操作必须消除歧义,而不是人为挑选想要的轨迹。

负能海、场量子化与候选正粒子的竞争也要按不同层次处理。有些历史解释因不能覆盖更广物种或过程而失去基础地位;有些候选模型在有限测量上暂时相同,需要新的区分任务;有些数学重写保留全部预测,则不能仅凭外观宣布已被实验裁决。清楚区分这些失败方式,比把思想史写成一串胜利口号更能保存创造的实际内容。

狄拉克方程把电子从附带自旋的小点,推进到与相对论变换、多分量状态和反粒子过程共同规定的对象。它的成就不在于第一天便说尽一切,而在于形成了一套能够迫使自身解释扩展的关系。下一章将看到,即使粒子身份已经重组,电磁相互作用中的自作用、发散和精密修正仍会继续要求新的工作。

参考文献与核验入口

[1] P. A. M. Dirac, The Quantum Theory of the Electr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117 (1928), 610–624. DOI:10.1098/rspa.1928.0023。原文扫描:https://mathweb.ucsd.edu/~nwallach/Dirac1928.pdf 。参见导论及第一、二节;本章采用现代记号重新展开线性化。 [2] David Tong, Quantum Field Theory, 第四、五章,作者课程讲义:https://davidtong.org/teaching/quantum-field-theory/ 。供旋量、场量子化与空穴解释的层次区别对照。 [3] C. D. Anderson, The Positive Electron, Physical Review 43 (1933), 491–494. DOI:10.1103/PhysRev.43.491。机构典藏:https://authors.library.caltech.edu/records/3cqmp-9q965 。本文轨迹与阈值算例为独立简化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