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隐喻、转喻与认知框架：意义扩展的机制

一、“温暖的话语”为什么不是乱说

有人在失败之后收到一封信，信里没有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只是认真写出了他曾完成的工作，并说愿意陪他重新尝试。读信的人说：“这些话很温暖。”我们通常不会拿温度计去检查纸张，也不会把这句话当作使用错误。可是，如果任何属性都可以任意搬到任何东西上，“温暖的话语”就不会比“等边的话语”更容易理解。意义能够扩展，也受到扩展方式的约束。

隐喻研究已经深入这个问题。Lakoff讨论隐喻时，把它放在概念与日常理解中研究，而不把它只看成诗歌对普通语言的装饰。[Lakoff，1993]这至少要求我们承认，具体表达背后可能存在持续发挥作用的概念联系。以可感经验解释较难直接把握的经验，并非偶尔发生的修辞事故。这里引用这一研究取向，不意味着本书已经接受其所有经验主张，也不意味着所有隐喻都可用同一种过程解释。

对“温暖的话语”，一种方便的说明是：人借熟悉的身体经验理解关系中的接纳与安慰。这样的说明有价值，却尚未结束追问。作为出发点的身体“温暖”究竟是何种属性？它能否先被规定为一个孤立、完整、等待转移的对象属性？冬日伸手靠近炉火的人、夏夜走进闷热房间的人，并不会因为接触较高温度就必然获得同样意义。温度读数可以在给定条件下保持确定，温暖所表达的经验规定却不能直接由读数替代。

本书由此把研究推进到映射起点。需要追踪的是热源怎样成为可亲近或应回避的对象，身体怎样形成承受与需求，靠近、停留和离开怎样规定感受的展开。三者并非在语言出现时才突然被拼接。语词使某种已经运行、又可继续改变的发生获得表达。若忽略这一层，我们就可能解释了“温暖”怎样扩展，却默认了被扩展的属性无需发生。

现在把书信作为一个明确的构造案例继续展开。寄信者认为自己已经表示支持，收信者却说其中一句“我替你决定下一步”让他不安。双方可以都听懂“温暖的话语”所表达的赞许，却对这封信是否值得如此评价发生分歧。隐喻在理解层面已经成立，不保证它对具体对象的判断正确。若把听者能理解一句话当作隐喻已经充分成功，就会把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混在一起。

要讨论这个分歧，双方需要进入信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承认过去的努力，可以成为温暖评价的根据；完全代替收信者作决定，却可能与这份评价发生冲突。收信者未必反对一切帮助，他可以同时肯定支持，拒绝某种安排。这样，“温暖”不再只是寄信者贴在善意上的标签，而需要由支持方式、对方的实际处境及其能够保留的行动位置共同规定。

这里的失败也未必要求放弃这个隐喻。寄信者可以修订那一句话，询问对方希望获得怎样的帮助；原先笼统的温暖评价随之获得更明确的内容。被保留的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联系，被改变的是这份联系对当前事件的适用条件。意义扩展的力量因此包含纠错能力：它能够组织经验，也能够接受经验对它的反驳，而不是一经说出便使事件自动具有相应性质。

二、源头研究不能消灭机制研究

进一步追问属性形成，并不使隐喻解释失效。我们可以区分两个层次：某种经验如何获得相对稳定的意义，以及这种稳定怎样参与另一种意义的构成。前一个层次研究发生基础，后一个层次研究跨经验的调用与改变。一个理论若能解释其中一个层次，就应在其适用范围内受到承认；它未回答全部问题，并不能推出它什么也没有解释。

在上述书信例子中，“温暖”也不必完整复制身体经验。读信的人不必先在头脑中观看一幅靠近炉火的画面，再把图像逐项翻译为情感词。分析者所提出的联系，必须与实际的表达、理解和使用相区分。我们可以研究两类用法的关联，却不能仅凭“温暖”同时出现，就声称每一次理解都经历了同一套心理步骤。这也是发生学对自身的要求：解释过程应由证据支持，不由漂亮的故事替代。

还应追问，源经验中的哪些关系被带入了新的判断。身体靠近合适的热源时可以得到某种满足，并不因此推出交往中的帮助越多越好、越接近越好。若把这类单向递增的推断一并搬入书信，就可能把过度介入解释成更充分的关怀。跨经验联系要经过选择，目标活动也有自己的约束。隐喻能够提供进入关系，却不能自动取得在目标领域里全面推理的资格。

因此，一个隐喻可能在某一步有用，在下一步失效。用温暖说明支持不应只有冷淡的程序回应，可以打开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据此推断所有明确边界都是冷漠，就跨过了原先根据所能支持的范围。收信者希望自己作决定，恰恰可能要求帮助者把边界说清。这个反例不证明温暖与关怀毫无联系，而是迫使我们缩小由联系推出的结论。失败发生在推断范围，不能仅以措辞动听来修复。

同样，前文看似难懂的“等边的话语”，也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绝无意义。设想一位写作者用它形容三个人获得同等发言机会的对话，随后清楚说明这一用法，读者可能建立新的理解。但这项可能性并不取消原来的区别：一种表达在一般使用中容易进入，另一种需要额外说明。新解释还要付出代价，交代相等的是时间、机会还是影响力，以及这个几何比喻省略了什么。能够临时说明，不等于已经成为无需说明的公共用法。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用法也可能改变旧词的使用方式。某人说一间布置精致的房间“很冷”，指的是其中的相处使人拘谨；后来谈起另一处住处时，“暖”已经同时联系到空间、动作和交往。这里的例子是分析设想，尚不是已被本书验证的心理规律。它提出的研究问题是：意义的转用是否只有单向投射，还是能够反过来改变人对原经验的区分。若后者成立，多元意义之间的纠缠便需要包含回写。

因此，本书既不把一切相似表达都叫作纠缠，也不把纠缠等同于隐喻。两项意义可以彼此规定而不发生隐喻，例如承诺的内容与履行的判准；这不意味着承诺只有在实际履行后才成立。一个隐喻也可能只是偶然的新说法，尚未改变相关意义的稳定结构。两种概念的研究对象有交叉，但是否形成新定义、新判断或新的行动条件，要进一步辨别。

三、转喻怎样让省略成为可能

“我最近在读鲁迅”，通常不需要听者询问你是否把一个人当成书来读。作者与作品之间的联系允许表达省略一部分内容。“窗边那桌已经结账”，也可能用位置指向在那里消费的人。这样的表达提醒我们：语言可以只说一处，却使其他内容在具体使用中获得可识别性。这个现象适合进入语义纠缠研究，但不能直接证明本书的整个存在论主张。

以“读鲁迅”为例，作者、作品、阅读行动之间有可追踪的联系。读者可能在说作品的风格，也可能在说自己的阅读范围；某位教师还可能据此调整后续讨论。要分清这些意义，需要知道此次表达在什么活动中起作用。书名未被说出，不代表任意一本书都可以代入；作者被提及，也不意味着他的全部生平都参与了这句话的具体内容。省略具有选择性，纠缠研究同样需要边界。

从发生学看，值得追踪的不只是“以作者代作品”这一关系名称，还包括什么使这一替代在某种活动中足够准确。图书借阅、文学教学和版本校勘对准确程度的要求不同。“我读过鲁迅”在日常聊天中可能足够，在讨论某段文字归属时则显得粗糙。这里发生变化的不只是需要补充多少信息，也包括“读过”被允许承担怎样的判断与责任。

这种差别使主体属性、客体属性和互动属性重新进入同一研究。说话者怎样显为熟悉作品的人，作品怎样显为当前讨论的对象，交流怎样允许这种简略说法，都需要彼此支撑。我们无须为一句随口聊天附上完整学术报告，却要认识到其省略为什么成立。稳定封装让沟通高效；发生条件改变时，封装也需要重新打开。

转喻的失败，首先可以发生在所指不足以被辨认。课堂上有人说“这句话在鲁迅那里”，同学能知道讨论的大致作者范围，却不能由此找到需要核对的那一段。此时表达不是彻底没有意义，它已经缩小了寻找范围；但在核对引文的任务中，缩小范围还不够。补充作品、篇章与有关位置，是恢复可检查性的工作。不能把这种补充一概理解为听者缺少文学修养，因为当前任务本来就要求更细的对象身份。

第二种失败发生在由局部替代推出整体资格。一个人读过该作者的一篇作品，可以在普通交谈中说自己读过这位作者；若随后据此宣称能够评价其全部写作，先前的省略就被越界使用。被省去的作品范围在第一项任务中暂时无碍，在第二项任务中却成为判断所必需的条件。转喻允许表达简略，不允许证据范围因简略而无限扩大。意义能否沿用，要看它现在被要求支持什么。

第三种失败涉及替代关系本身不再可靠。仍沿用“窗边那桌已经结账”的设想：如果客人换桌，而记录继续按旧位置追踪，后来的工作人员可能认错应当处理的对象。位置仍然存在，句子也仍然通顺，出问题的是位置与相关人员之间原先有效的对应没有被维持。补充更多桌子特征并不能解决它；需要重建哪次消费、哪些人和哪项记录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互动过程直接参与所指对象的确定。

这三类失败要求不同修复。范围不够，需要补足识别线索；推断越界，需要限制原来的承担；对应失效，则要修正记录与对象之间的接续。若只把它们统称为“转喻有歧义”，便难以说明下一步该做什么。SDE的分析在此可以将对象被如何确定、谁能够识别并承担判断、替代通过怎样的过程保持，放在同一修复中研究。三项不是事后追加的解释，而共同决定这一次省略还能否继续使用。

四、“买”和“卖”：框架已经走到了哪里

若把“买”解释成“获得某物”，我们还不能区分购买、赠与、借用与拾得。付款、交付、相关角色与约定共同构成更具体的理解。框架语义学的重要推进，是把词放进相互关联的概念结构中。FrameNet早期论文尤其强调用语料证据支持语义与句法概括，并区分特定框架中的参与要素及其表达方式。[Baker、Fillmore与Lowe，1998]因此，不能说既有语义学完全没有研究整体结构与角色间的联系。

本书用“买卖”作进一步的分析例子，而不把这一例子的全部展开归给上述论文。一个人拿走商品并留下钱，是否已经完成购买，取决于相关的交付与认可条件。在自动售货中，这些条件可以通过设备和规则得到封装；在私人转让中，某些条件可能需要当面说明。物的可出售性、人的可承诺身份、交换过程的有效性，在此并非互不相干的标签。

这里也存在不能轻率抹去的区别。框架可以准确描述一个约定俗成的交易事件，而本书追问的是：当交易方式改变时，角色、对象和有效互动的意义是否随之重构。数字内容的购买、临时使用权与转让资格，就为这种追问提供了不同的分析情形。是否必须用三属性纠缠才能解释这些情形，仍需与既有框架分析比较，不能因为用了“发生”一词就预先宣布胜出。

一种可能的推进是，框架要素除了相互关联，还需要接受构成边界的追踪。对象不再允许转让时，“买方”获得了什么？履行方式发生变化时，哪些能力与责任才足以使参与者成为有效的交易方？若这些变化仍可在既有框架中用更细致的角色说明充分处理，本书就应承认局部的解释重叠；若定义本身需要共同调整，才有理由展示发生学分析增加了什么。

框架也可能由于过早补全而遮住错误。设想在一项模拟交换活动里，参与者看到钱被放下、物品被取走，就依照熟悉模式认定交换已完成；随后发现双方原来约定的是暂时保管，款项也另有用途。最初的理解可以解释为熟悉框架被调用，却不能因此成为对这次事件的正确说明。可供调用的结构需要接受具体证据约束，不能把结构中通常存在的角色与步骤无条件填进当前事件。

对本书而言，这个反例还有一重意义：即使一个解释把主体、客体和互动都列齐，也可能同样补错。把参与者叫作买方、把物品叫作商品、把过程叫作交易，已经共同预设了需要证明的事件身份。三属性名称不能豁免这项风险。发生学应当说明角色和对象规定从哪些可核对的接续中取得，而不是因为三方面彼此配得上，就宣布解释具有现实根据。

五、“甜”：从扩展义返回具体发生

“甜的糖”“甜的声音”“甜蜜的回忆”可以引出多义、隐喻及跨经验联系的研究。可是，本书首先要把问题放回最普通的一口糖。糖在口中怎样显出甜，品尝者怎样形成此刻的感受，含住、咬碎、溶解与吞咽怎样组织这一显露，这些不是词典中三个相邻的解释，而是一次发生中需要共同考察的规定。

三属性意义的区分，也不能粗略写成“糖的成分、人的快乐、吃的动作”。甜未必使人快乐；动作清单未必解释品尝的展开；成分说明也不自动等于此次甜味。应当研究具体的差异序列和特征纠缠怎样使这一口显为甜、腻或甜得恰当，并进一步分清感受到甜、喜欢甜与认为应该继续吃这三种判断。否则，三属性分析只是把复杂问题重新分进三个抽屉。

从这里返回“甜的声音”，可以更清楚地区分跨经验联系和跨经验替代。一个听者说某段声音甜，听众可能理解他在表达某种柔和、悦耳或亲近的感受；具体指什么仍要看使用。但这句话没有把声音变成食品，也没有提供关于任何糖分的测量结果。意义扩展保存某些可辨认联系，同时改变哪些推断可以成立。若原样继承味觉表达的全部后果，扩展就会变成对象种类的混淆。

听懂这一用法，也不保证每个听者都会赞同评价。有人可以回答“我知道你指什么，但我觉得过分修饰”，表明共享用法与共享感受之间存在距离。这样的不同不是公共意义必然失败，反而可能显示双方已经能够把争议定位到具体评价。只有当他们连正在评价声音的什么方面都无法确定，或者一方把另一方的理解强记成赞同，交流才在相应层次上受阻。

对同一个表达，我们因而需要追踪几种不同结果：它可以被识别却不被赞同，可以产生一时效果却不能支持后续说明，也可以在共同修正后取得更稳定的作用。任何一个结果都不能单独代表全部语义发生。尤其是新颖表达引起惊奇时，惊奇本身还不是新意义已经形成的证明；需要看参与者后来能否使用它作出较清楚的区分，能否说明哪些场合继续适用，哪些场合应当撤回。

失败条件由此成为意义扩展理论的一部分。它告诉我们一项联系保存了什么、舍弃了什么，又在哪些地方需要目标活动重新规定。若一个隐喻怎样使用都被宣布成功，一个转喻指错对象也仍被称作另一种同样正确的多元，理论便失去解释扩展何以可能的能力。正因为允许误解、误用与不恰当评价被分别指出，我们才能说明某一次扩展为何获得了可以继续使用的意义。

这个例子还为大语言模型一章留下重要任务。能够准确解释“甜”与能够以自身参与此次品尝，不应直接画等号。但是，不能反过来断言，没有某种亲历便完全不能理解相关词语。人类也通过报告、教学和推理获得许多间接理解。需要研究的是不同理解所依赖的发生方式，以及它们分别允许什么判断。模型可表达的主体感受叙述，不能仅因表述流畅就成为它亲历感受的证据。